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中的传播——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例

英文版《中国文学》自1951年国庆创刊到2000年停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其有计划、系统的作品译介使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获得一定的认知。而浓厚的政治色彩、僵化的出版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及翻译人才严重流失,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失败。吸取其失败教训,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注重中外文化背景差异;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建立多元化对外传播交流方式;重视优秀翻译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向世界全面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当前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对葛浩文、杨宪益这两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行为以及各自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译者所处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地位与责任的定位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遵循翻译规律,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理性地看待当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才可能实现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

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西译活动实为"儒学西传"的源头,其译文直接奠定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里,"天"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其"名"与"实"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进行人为设定,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     

谷崎润一郎的译介在中国——以《细雪》为例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进入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对于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的译介,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同时又反映出一些问题.实际上,翻译介绍外国就是对本国的再发现、再认识、再促进.当下日语翻译乃至外国文学翻译的兴盛,无疑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迁界、复界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

本文以迁界期间位于界外的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通过分析其在迁界前、迁界中、复界后三个时间段的运作模式、组织结构及各种势力在盐场上的活动,探讨迁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迁界不仅造成地方势力兴衰更替,而且改变了盐场的运作方式、破坏了盐场组织；复界后不同势力争夺地方控制权及王朝赋役调整等多种因素结合,促使盐场地方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同时,动乱后士绅并不都是重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在有些地方,军功豪族才真正把握了建设地方社会秩序的权力.     

美德山东的文学书写研究——以赵德发的乡土小说为例

山东文学承续儒家文化传统,具有沉重的忧患感和鲜明的道德意识.山东作家赵德发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影响,擅长在富有地域色彩的山川风物描写中讲述人伦故事,将重道守义、温柔敦厚的山东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具典型意义.赵德发的乡土小说关注农民与土地、农民与道德的关系,写出了对土地怀有神圣情感的"地之子"们诚实守信、纯朴温厚的美好品德.赵德发塑造了许多地母般的人物形象,她们以坚韧博大的胸怀包容人类的罪恶与苦难,具有善良仁爱的优美人性,是人类救赎的希望.围绕天理与人欲、君子与小人、义与利等哲学话题,赵德发在《君子梦》中通过描写一个家族四代人的理想追求,肯定了"重义轻利"的山东美德.     

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以中国史传文学为例

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天生的文学.文学之称文学,文学之有领域,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之后而形成的一块园地.文学就其来路而言,历史上就是根在文外,源于他处.而文学越成其自身,就越强烈地感觉自身的弱小,就越想僭越自身,走向神话化、政治化、哲学化、历史化、宗教化等途径,由此造成文学遁入他者的他化现象.中国史传文学的自化生成与他化遁逸,为文学他化论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     

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以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 ,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 ,那么 ,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 ,但是 ,即使是歪曲的形象 ,也足以作为早期西方中国史学的珍贵文本加以研究。本文试图以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和著作为中心 ,对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学文献作一简略的考察。     

试论“仁”的早期文学书写——以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为视角

关于“仁”的早期文学书写,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从珍爱生命到仁生万物、从仁者寿到道德养生、早期孝道书写三个方面.具体到每个方面,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人统筹是推进书写的基本路径,而“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同时也标榜着早期儒家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态观.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仪式叙事与创伤书写——以伍慧明小说《骨》为例

仪式不仅是一种蕴含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程式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构建文本的话语机制。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不仅将仪式书写融入叙事情节,也将仪式演绎为一种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形成系统的创伤诗学。以伍慧明的小说《骨》为例,小说叙事情节层面的分离仪式书写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暗喻创伤认知的过程;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书写为华裔群体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小说围绕仪式、叙事和创伤形成一套严密的创伤诗学话语机制,多层面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心灵创伤,突破文学叙事中创伤呈现的范式,同时拓展了创伤的仪式叙事疗治的可能性维度。     

对近代在华外资的再认识——以旗昌轮船公司为例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旗昌轮船公司为代表的美资,在长江航运业中占有垄断地位。在激烈的竞争中,旗昌轮船公司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方法运用于长江航运中,客观上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法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以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为例

法国虽为欧洲汉学重要发源地之一,但其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却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后才有了较为成体系的专门文学史论著。乔治·苏里耶·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乃其先驱之作。该著体例已非常接近“现代”文学史。通过文本细读,可以了解20世纪初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一般看法与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可看到德·莫朗对中国文学的个人趣味和独特见解。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西方语境中新生代华裔文学的“中国书写”——以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为例

作为海外极具影响的文学潮流,新生代华裔文学以其蕴涵中国文化元素的英文创作引起中西方文坛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中既承载着作者们游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双重身份,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怀疑、疏离态度的同时,又从多元文化的角度上致力于"中国形象"的重建。这种特定语境下的中国书写,其实是海外华人文学以全新的眼光对故土、新大陆文化的审视与继承。     

建国十七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中国文学》(英文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选取为例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对人们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正面预设的塑造.作为国家政治代表的政府理念、行为以及各种机构团体、社会民众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家的历史、文化、自然和社会环境等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对外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特别是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媒介对外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精品,传播中国文化,以展示崭新的国家形象.文章着重分析建国十七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选取,以及所展示之形象与时代精神,从而展示建国十七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书写偏向——以江苏开弦弓村、山东台头村、福建黄村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危机与崩溃构成了描述中国乡村的主流取向。经济、社会及教育危机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书写基调。然而,在早期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所书写的江苏开弦弓村、杨懋春笔下的山东台头以及林耀华记述的福建黄村,却基本上呈现出一幅较为和谐的乡村生活画面。这一时期史料中俯拾皆是的乡村经济、社会和文教三大危机与这三个村落有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符。进而对这一时期乡村危机大理论下的乡村书写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城市书写与国家梦想——城市的文本分析与阅读：改革文学与国家现代化想象：以蒋子龙为例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寄予了国家的基本想象和梦想。为了探索城市书写与国家梦想之间的结构关系．我们从文本的角度分析改革文学、津味文学、小洋楼、租界等不同城市书写形式与城市文化建构的互动,解读都市文明的现实状况及其深层文化内涵．并在这种分析与阅读中期待建构具有中国文明传统的都市文明和国家形态。     

浅析自传与他传对传主身份认同的差异——以谢冰莹传记为例

自传是作者自己撰写的以个体真实经历为内容的作品，强调“自”的反照功能。他传是由他人撰写的某传主的传记，强调从作者出发，观照他人。二者由于出发点不同、视角不同，因此对传主身份的认同也有所不同。同时，传记整体上亦表现出内容、风格及效果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