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16年了.他的文学作品无论在中国的翻译界还是学术研究界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从"热译"到"探究"不仅弥补了中国对大江文学译介与研究的不足,而且也给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反思.     

翻译的选择与渐进的理解——勒克莱齐奥《沙漠》的译介与评论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已有近三十年的译介历史.中国对勒克莱齐奥的选择与翻译,具有明显的特点.<沙漠>一书是勒克莱齐奥在中国译介的第一部作品,译者的选择与理解,对其在中国的传播着多重的意义.本文针对勒克莱齐奥获奖后中国文坛对其褒贬不一的评价,以勒克莱齐奥在中国最早译介的<沙漠>一书的选择与理解为例,通过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界对该作品渐进的认识与理解的过程的描述与分析,说明对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理解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涉及包括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和文学价值观等在内的多种因素.     

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1945—1949）

20世纪40年代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活动,主要方面:继续关注鲁迅,研究型译介的展开,以及面向大众的话剧演出.通过这些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些译介的梳理,探讨在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及其译介思想的变化.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坛对乔伊斯的译介

中国现代文坛对乔伊斯的译介,存在一条并不显著却完整清晰的线索。通过现代文学30年间对其译介史料的梳理分析,可见中国现代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意识流"的译介倾向:心灵启蒙与审美追求共存,同时审美追求又胜于心灵启蒙。这体现了译介在中国现代文坛除以工具性为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文学性及审美自律性。     

金斯密《道德经》译介中的跨文化操纵

1899年,英国汉学家金斯密在《中国评论》上将《道德经》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为推动19世纪《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西方学术文化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他在译介《道德经》过程中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对原文实施了跨文化操纵。具体操纵手段表现为:文化意象替代、增添、删减和改写。     

茅盾对象征主义的译介

茅盾对象征主义译介始于1919年，1920年最为集中，1923年收笔，并于1925年开始否定象征主义。他的译介着眼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和思想启蒙运动，所选的对象都带有相对的进步性，还关注到负面影响。但他未能区分象征主义在艺术哲学观和创作美学上的不同所指，这是导致他全然否定象征主义的关键所在。他的译介还缺乏对象征主义艺术特征的概括，对一些现象的理解、概念的使用也有不当。     

伊藤漱平《红楼梦》译介的红学启示——兼论《红楼梦》成功译介的前提与意义

日本学者伊藤漱平为《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对中国红学新成果的关注,以及对日本红学动态的把握,都为译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运用归化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易于日本读者接受的亲切风貌,大力推动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伊藤漱平的译介经历与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译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介的贡献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该文在全面梳理翻译的背景、译作的整体结构基础上,分析了该译作对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包括译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术语、充分解释了文本的细节以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该译作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初始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文本上的准备。     

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

韩国译介中国文学始于 2 0世纪 2 0年代 ,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 ,此后由于战争和外交原因而停滞 ,70年代之后才逐渐恢复 ,韩国大学的中文系也开设多起来。 80年代之后 ,韩国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数量大增 ,其中小说译介最多 ,散文、诗歌、剧本次之 ,另外 ,理论著作也开始得到译介。在韩国受到译介最多的现代作家是鲁迅、琼瑶和林语堂。     

论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

一个民族能否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其先决条件是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中国典籍译介在本质上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适度文化自觉体现在通过理性认知中西文化特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以合适方式译介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典籍,满足西方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是建设多元共生和谐世界文化秩序的关键。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上；二是译介对外国文学的读解，服务于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工程，忽视了作品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启蒙主题；三是译介国家地区的多元性与译介作品类型的单一性，即主要译介了那些与17年社会主义现代性精神相一致的作品。     

当代译介学范式的变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译介学”的范畴比“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范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的研究以及相关译论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的研究,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品的重要文学期刊,以及译本中的序言和跋,该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状况都应当在研究范围之内,比如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青年》在译介外国文学的时候最先采用了白话形式,促使当时的译介跳出了时下流行的林译小说的窠臼,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开展。     

欧·亨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

欧·亨利是中国读者最熟悉、最喜欢的美国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中国被译介的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都令人叹为观止,<麦琪的礼物>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麦琪的礼物>是个由来已久的误译,这个"美丽的错误"在我国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由此即可窥见欧·亨利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暴露出在作品译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贝克特研究综述

贝克特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不朽于世界文学之林,对贝克特在中国的以下情况进行研究：贝克特在中国的译介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学界对贝克特的研究,贝克特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大师,并以此展望今后我国贝克特译介和研究的发展趋势。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田园女权”——“Feminism”中文译名的百年演变与衍生

“Feminism”传入中国后的译名发生了一系列演变与衍生,其中包括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从20世纪初至今,大致历经诞生期、争论期、新变期三个阶段,涉及“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污名化概念“田园女权”等译名竞争,是学界和民间性别问题论辩的焦点与疑点.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妇女杂志、妇女学译介著作、社交媒体上的女权话题,“女性主义”一词的流变脉络逐渐清晰,它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轨迹被揭示,而女性被动或主动的历史姿态也借由多元译名显现出来.从译介研究和传播研究的角度解读女权关键词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了解名词背后的现实意义,追溯中国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     

相通的灵魂与心灵的呼应: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法国20世纪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历史。此间,纪德在中国不断地被介绍、评论和译介。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更是被一译再译,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自不同译家。其思想和创作历程也逐步为中国读者认识、再认识。纪德在中国遭受过误解、曲解乃至批判,但是总的说来,这八十多年是中国学界对纪德不断认识和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国学者对纪德的理解与把握,不是对法国文学界的盲从,也不是各种声音的简单回响,而是从各自的角度走进纪德的世界,表明对纪德的不同理解。无论是对纪德思想与作品的评价,还是对作品的选择,中国学者都充分表现出目光的独特性和选择的多重性。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存在着不均衡的局面,即译介正在走向繁荣,而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中还存在探讨不够深入、留有空白领域、忽视方法论的研究与转换等问题,今后应予以修正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