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词用调对宋词的继承与新变

《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收录词作24373首,使用668种词调,其中常用词调有57种,自创调103种。一方面,通过对明词用调情况的数据统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明代词坛绝非全为《花》、《草》所笼罩;明代自创调未能推广;明人作词在词调的选择上趋于集中而于小令尤为擅长。另一方面,将明词用调情况与宋词相比较,则可见明人选择词调的倾向性与宋人极为接近,而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词调使用率排名的波动、部分词调使用领域的特定化以及对同一词调新旧体式的选择。     

宋词"金曲"《念奴娇》审美探幽

《念奴娇》是宋词长调中的三大“金曲”之一,该调的起源与盛唐著名歌妓念奴有关,曲调的内容题材应关合艳情,而声情旋律则偏于高亢。该调的创制时间大致在中唐前后,但歌词的创作则始于北宋并在两宋形成繁盛之势。然而两宋《念奴娇》歌词的创作并没有受到曲调偏于香艳“本色”的限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轼代表作的影响,苏词的题材内涵、精神意绪以及表现方式被后世词人广泛接受和沿袭。《念奴娇》的创作实践和发展轨迹,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成功范式对歌词创作的规范作用,而且也再次显示了苏轼在宋代词史上的领袖地位。     

《淮海词》的用调特征及其词调史意义

秦观《淮海词》留存完整词作96首，实际用调48种，从整体上看，具有用调分散、选调丰富的特点。秦观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作长调较多，元祐、绍圣后却骤然减少，与当时长调逐渐增多的大趋势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与秦观的创作内容、生活处境、词作风格有着紧密关联，也受到了苏轼、柳永的影响。秦观颇通音律，有不少自创的词调和体式，依《钦定词谱》,首见于秦观的词调共有6个，这些词调在后世虽然没有广泛流传，但也不乏应和者，存在一些变体。除创调外，秦观尚有创体11种。秦观所创体式，改动之处虽不多，但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后世应和者大多能够遵循秦观的声情和体式进行创作，并在秦词的基础上产生了不少变体和别名。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秦观的词坛地位和词作的传唱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词人的改动大多符合音律而受到后世词家的欢迎与响应。     

宋词繁荣原因研究述略

隋唐以来,词体渐兴,至两宋蔚为大观。尽管人们对宋词与唐诗、元曲并列为一代之代表文学的说法有不同见解,但对词体在宋代的繁荣并无异议。这的确是事实,与词的初始阶段即唐五代词相比,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都要超出几倍乃至十几倍,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第一流的词家;而词调之众多,词籍刊行、流布之广,风格流派之多样,词作艺术之成熟,更非唐五代时期所能有。然而,正如刘扬忠先生《宋词研究之路》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说,“在宋词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宋词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探讨这一问…     

曲兴词未亡——明拟话本所用词调与明部分词调曲化之关系考察

本文通过考察明拟话本小说中《西江月》、《如梦令》等常用词调,认为从话本发展而来的明代拟话本仍部分地葆有话本说唱文学的特质,特别是在词调运用方面已形成说唱文学流行性、娱乐性、甚至应歌性的审美惯性。随着通俗文学的日渐兴盛,文人在转而为词时亦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发现恰是此类词调在明词中亦大多被称之为俗调,词家会不自觉地把时曲民歌风味融入其中,形成明词曲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试论唐宋《望江南》词的艺术风格

《望江南》是唐宋词坛存词数量最多的一个词调,在宫调上多属南吕宫,又入大石调,兼具多种声情特征。唐宋《望江南》歌词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丰富多彩,主要有感叹伤悲、风流蕴藉、清新俊爽、流丽疏快、诙谐滑稽五大特征,既与曲调的音乐声情特征相联系,也与该词调独特的形体结构特征及大量赋咏江南风情的内容题材有关。     

论南北曲曲调系统对词调的继承

词曲二体于宋元二朝先后成熟,并发展至各自的艺术高峰,它们在盛行时间上前后接替,体制上极其相似,流传都十分广泛,其间有千丝万缕的承袭关系。南北曲曲调虽不是单一来源,但词调(包括民间词调、文人词调)无疑是曲调系统形成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北曲、南曲对民间、文人词继承的不同情况,探讨南北曲曲调系统对词调的继承方式,发现北曲大多数来源于民间新生词调,继承文人词调者屈指可数;而南曲由于其体制天然与词相近,对民间词、文人词都有较多吸收,甚至民间南曲也受到了文人律词的部分影响。     

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

内容提要:《教坊记》乐曲流行最广, 并且最能代表唐代的音乐风貌, 唐五代词调亦多源自教坊乐曲。《教坊记》曲目中部分已确认为胡乐(主要是西域乐曲), 本文依据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成果, 试图补充论证一些教坊曲目中的西域乐曲, 藉此说明西域各民族音乐在词曲方面的重要贡献。     

试论宋代《渔家傲》词的创作与嬗变

《渔家傲》是两宋词坛上出现较早而且颇有特色的一个小令词调,出现了不少以创作此调而著称的词人,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该词调具有高扬清丽的音乐风格和声情特征,终宋之世传唱不衰。北宋前期,《渔家傲》的歌词创作即呈现出繁荣景象,以范仲淹、晏殊、欧阳修三人的成就最高。中期以后,则进一步朝着多元并存的格局发展演变,以苏轼、黄庭坚、周邦彦三人的贡献最大,他们各自构成一派,并在其身后衍为一脉支流。     

夏承焘词调四声观斠评

在宋词是否有四声的问题上,夏承焘认为不仅南宋词有四声,北宋词也有四声,因而对宋词有四声进行了多方论证。针对宋词中多有不守四声的情形,夏承焘认为不能以宋词中存在未守四声现象否定宋词有四声,宋词讲四声并非逐字墨守四声,而是关键之处守四声。在词调“四声之争”中,夏承焘坚守“不破不拘”的立场,主张既要“不破词体”也要“不诬词体”,“词失乐后,更须守四声”,但作词要守活声律而非死守声律。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四声之争”中,夏承焘的四声观最为深刻、系统,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

唐宋之际 ,社会审美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成为一种审美理想。“逸”是文人画的精神核心。宋代文人画 ,为了高扬主体情志 ,不仅要超越形似 ,而且要通过简化、变形等艺术手段 ,使画中的形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很大的间离感、陌生化 ,从而突出主体的情志。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 ,“逸”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 ,这种创造必然表现为对技巧规范的超越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五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存续时间较短,但由于其处于唐宋交替之间,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通过探讨五代时期刑罚制度的变化,进而说明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它对宋代刑罚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的认识

对北宋七绝审美风格迥异于唐人的原因,清代一些诗评家将其归结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源起的错误理解。此类论述涉及问题有二:一是北宋诗人认为七绝乃截律而成;二是北宋七绝不像唐代入乐而歌。其评述似是而非。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