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格物补传》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围绕《大学》版本的两派分歧

王阳明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方法,主张"致良知",这一分歧促使其在《大学问》中反对朱熹将《大学》古本之"亲民"改为"新民"。从中可以窥见理学与心学在认识论、本体论、伦理观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同。     

朱熹的理学思想——天理论与性论

本文着重阐述了朱熹理学思想中的天理论和性论,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核心,以性论、格物致知论和持敬说为主干,旁及历史哲学、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太极论、理气说、理一分殊、化育流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和性论等方面发展了理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朱熹还将其天理论演化为三纲五常,修己治人,垂世立教,流毒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文章还略及朱熹理学思想之源流,引深了理学的讨论和研究。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基于禅宗心性论与宋明理学心性论关系所作的思考——以分灯禅、朱熹、陆九渊心性思想为例

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禅宗的心性思想整体性特别强。尽管如此,作为分灯禅中的重要两支,洪州派与石头派还是表现出相互区别的心性思想。笔者试将洪州派、石头派心性论与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朱熹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以期对探究禅宗心性论与心学、理学心性本体思想间的借鉴、吸收关系,以及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人生、伦理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

"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侍郎张九成、状元对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先秦开始 ,中国就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传统。晚明李贽突破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局限 ,将先秦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感性、现实、社会的层面 ,提出了极富现代精神的自由观。这是中国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它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传统自由向现代自由的转换 ,是一笔需要我们予以珍重的民族文化遗产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在小说评点中的运用和体现

李贽的"童心说"理论认为"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主张为人处世应保持"童心",依据"最初一念之本心"来行事,方可成人、成圣,否则便是假言假行,属假道学行经。强调个体实践必须依"童心"而行,与"童心"相一致,此可视为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李贽的文学理论和小说评点也正是建立在此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如对《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即依"童心说"之此种"知行合一"思想来展开。     

阳明心学的工夫论分析

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般以本体、境界、工夫为理论重心。在儒学德性修养理论体系之中,本体、境界与工夫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在阳明心学中存在着两种工夫理论,它们体现着阳明心学德性修养论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两种工夫论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解本体、境界、工夫三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