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元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 ,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明清时期 ,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 ,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 ,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 ,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 ,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 ,呈现出一种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 ,我们应看到 ,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 ,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 ,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 ,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王渔洋现象”仰视明清山东文学崛起

明清之际,世代交替,社会动荡,王渔洋初以秋柳诗名扬海内,继而被尊为一代诗宗,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该诗峰以王渔洋为主要代表、由多代众多作家共同构成,可以视为“王渔洋现象”.以“王渔洋现象”为核心,可以分析山东地域文化对王渔洋的培养成长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互动的特点,把握明清之际山东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家族文化、结社传统等特点,以“王渔洋现象”为基因仰视明清之际山东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时空图谱.     

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家族是明清东南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组织 ,这是由东南地区特定的自然、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家族组织既可以是血缘的 ,又可以是超血缘的 ,家族组织既覆盖了大部分汉族区域 ,也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同化。尽管东南地区家族组织呈现出与江南家族组织诸多不同的特征 ,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却不逊于江南 ,乃至形成“东南邹鲁”。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 ,使东南地区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经济色彩     

家族小说的历史演进和现代品格

以《金瓶梅》等为代表的明清家族小说代表了古代家族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们对现代家族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后者对前者也并不只是简单地继承,而是结合自身的现代元素,吸纳熔铸古典元素,在现代语境下做了更深远的探索,从时间和进化论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充分展示了家族小说的现代品格.     

家园与故国:明清鼎革与扬州郑氏盐商的园林空间

影园和休园作为明清扬州盐商郑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兼有地理空间、社会活动空间与文化空间三重性质。郑氏园林空间的兴衰与郑氏家族的浮沉紧密相联,呈现出家族与园林消长同频之势。具体表现为：作为地理空间,郑氏园林兴衰与家族浮沉同频;作为社会活动空间,郑氏园林的社会活动折射出郑氏家族的政治立场;作为文化空间,郑氏家族精神积淀了郑氏园林的文化意涵。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私家园林对园主经济实力等因素的依赖性较强;作为社会活动空间和文化空间,私家园林受到园主思想与行动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文化冲突

20世纪前期中国家族小说,对传统家族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反思,家族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都蕴涵深厚的文化意义。许多作家在对封建家族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同时,对传统家族文化的积极因素给予了充分肯定,有着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     

近现代以来我国家族文化研究述评

家族及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一直以来是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探讨的话题之一。文章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对近现代以来有关家族、家族文化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提出家族文化在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复兴或恢复及其对社会运行产生种种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部分徽州歙县盐商故里及家族

明清时期徽州盐商,以歙县为最,考察盐商故里及其家族,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梳理歙县盐商故里分布的基础上,对长龄桥郑道同家族、西溪南吴氏、潭渡及竦塘里黄氏、潜口汪氏、江村江氏、许氏与鲍氏等家族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     

明清家族小说的体裁与叙事倾向

由于中国三千余年的帝制社会一直按照“家天下”的模式打造,使得以进行家国同构的延展性社会透视为主要特征的家族小说成为家齐国治的文化寓言文本,表现出共同的文化品格。本文认为具体到明清家族小说的创作,文言、章回体、白话短篇、弹词体等四种体裁的家族小说具有各自不同的叙事倾向,于中可以觇见家族文化、社会思潮、士人心态、世情世相的不同断面。     

家族利益与王世贞晚年隐而复仕关系考

纵观王世贞一生仕宦经历,仕与隐的矛盾在其晚年逐渐凸显。但是,即使晚年经历了长时间里居生活,王世贞仍然选择了出仕,颇令人费解。探究其因,当是其家族经济与政治利益使然。在灾荒不断、家族经济状况堪忧、父辈祭葬、儿辈荫袭的困扰之下,王世贞晚年隐而复仕的行为实属无奈之举。     

明清杂剧在山东的流变及特征研究

山东明清两代杂剧承继元杂剧余绪,顺应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和特征,在艺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明代杂剧在山东一度消沉,但也不乏闪光点,思想内容上凸现出反封建意识,艺术上更趋完美。清代杂剧在山东又显繁盛,其流变更加多彩。在思想内容上,儒家道统思想鲜明,人文气息浓郁;在艺术上,呈现出抒情色彩鲜明,语言典雅,文体精悍等特征。     

“夫妻偕隐”折射的文人情趣及其价值观

“夫妻偕隐”是从春秋战国以迄明清,都不绝如缕却又被主流遮蔽的事实。从接舆、于陵子、老莱子夫妇到梁鸿孟光、张愈蒲芝,再到朱盛藻、陆卿子、毕著、薛琼夫妇等,它由一个单纯的道德选择渐渐发展成文人情趣与高洁之志并重的生活方式,明清时更由真实的远离人寰简化为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在这个关系中人们看到了清洁自守的隐士、志同道合的伴侣、思想自主的女性、情志优美的文学,丰富了“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家庭价值和女性形象的认识。     

明清绍兴的人口规模与"士多"现象——韩国崔溥《漂海录》有关绍兴记载解读

明弘治间韩国学者崔溥《漂海录》记载其时绍兴府城其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颇与今人感受和统计数字悬隔;关系绍兴文化在明清时代大发展的绍兴府境人口的兴衰,向亦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在参考和审慎解读人口史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占有历史文献指出,明末绍兴府总人口很可能已达600万,与当今绍兴全市人口加上旧属绍兴的余姚、萧山人口规模总和不相上下,保守估计也达460万,今之绍兴市范围1990年的人口在明末已具备七八成;清代盛极而衰之前,绍兴府的人口总量遥居全省第一,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人口压力最大、最紧张的一个地区,今之绍兴市范围在鸦片战争爆发时人口已达430万,太平天国武装进入浙江前更多达478万,创造了迄今没有再现的绍兴人口最高纪录;绍兴文化在明清时期获得大发展,绍兴也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才摇篮,作为绍兴文化创造主体的绍兴人才之盛堪称登峰造极,有士比鲫鱼多之誉,由庞大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社会变革影响下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的女权思想

我国古代礼教对女性的参政权、经济权益和家庭地位进行了定位。明清时期的弹词小说女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对这些定位进行了反思,并表达了赞成女性参政、提倡保护女性经济权益和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女权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和形成受到了当时明清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民主思想、重商思想、批判传统理学和同情女性的思潮的影响。     

明清笑话结集的悲情特征

明清笑话结集者带着牢骚郁结的心态,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动机,使笑话承担着"度世"的教化职责。这种弃正言而用小语的诉求方式满含无奈和悲情。由于化人难成,忿难蠲除,明清文人结集笑话的最终目标指向自娱,在遣兴娱情的观念下,笑话集的艺术性增强。     

明清讽刺小说之流变及艺术图式

本文廓清了人们对传统讽刺小说的理论误区,并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发展轨迹作了清晰的勾勒。在叙述的过程中,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讽刺艺术对讽刺小说的浸淫与渗透,并从古代讽刺小说文体的演变中归纳出明清讽刺小说的艺术规律。本文还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叙述模式与艺术图式作了简要的总结,并试图通过与西方讽刺艺术的比较研究抽绎出明清讽刺小说的核心价值。     

明清实学对明清小说的推动与影响

明清实学 ,是指产生于明中叶至清中叶三百年间的一种以“崇实黜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流思潮。它是这一时期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考据学等学科繁荣发展的推动力量。明清小说联系社会、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使中国小说的审美风格、创作风格有了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变 ,这是明清实学思想与明清小说创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