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郑邕墓志铭考——兼论荥阳郑氏祖茔在开封

自韩灭郑后,郑国宗族散居于陈、宋之间,并"以国为氏",是为郑姓起源,至魏晋时期确立了以荥阳为郡望的著名门阀士族地位.开封之名始于郯庄公所筑"启封"城,西汉因避景帝刘启讳而更名开封,魏晋设置荥阳郡后开封隶荥阳.自西汉大司农郑当时以降,以荥阳为郡望的郑氏多以"荥阳开封人"自居,并寻求叶落归根,葬于开封.郑邕墓志的发现,更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独孤及到权德舆:唐代姻亲与文学补论

独孤氏与权氏家族不仅自身构成姻亲关系,而且分别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京兆韦氏联姻构成了姻娅之网络,这样胡姓士族与关中士族、山东士族构成了一个政事与文学交融的清流群体.文学复古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沉居下僚,萧颖士、李华等人均是如此,贾至、独孤及、元结等人开始地位上升,却没有形成居于...     

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

婚娶重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史上的重要内容。婚嫁时男女双方的父母都要花费大量钱财来为子女完婚 ,嫁资和聘金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 ,并引发了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因而 ,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布诏书予以禁止。但因门阀等级内婚制所处的主导地位 ,门阀士族的相互攀比 ,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地主联姻 ,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凡此种种 ,导致了财婚现象久盛不衰     

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

河北是北朝高门士族最集中的地区。河北士族既是北朝汉族官员的主体,也是北朝文学创作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北朝文学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北朝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北朝文学的进步有积极的影响。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研究──以上层社会妇女为中心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如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一样，低男人一等，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作为历史研究来说，仅仅作这样抽象的认识，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欲真实、准确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社会境况，必须从婚姻、家庭、社会活动等方面，具体考察其实际的生活情形。而客观、真实地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对于魏晋南北朝史及整个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又有着重要意义。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婚姻、家庭状况研究 在男权社会中，婚姻是妇女生活的最重要内容，家庭则是其活动的最重要空间。因此，要了…     

闽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

"闽祖光州固始"之说,首见于宋高宗绍兴九年秋,郑樵为莆田《荥阳郑氏家谱》写的序。至今所见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三个版本《家谱后序》《荥阳家谱前序》和《荥阳郑氏家谱序》的发现与流传中,先后呈现出对"光州固始"不同的记忆形态及多元意涵。从闽籍学人对郑樵"荥阳郑氏家谱序"三个版本的收录、引用、选择与解释中发现,"闽祖光州固始"是郑樵的预设;"闽祖光州固始"之闽人,实指当时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今天的闽南人;闽(南)人记忆中的"光州固始",不仅有"永嘉之固始"与"光启之固始"之别、泉州人与漳州人不同的"光州固始"情结,而且还存在精英与民间的双向建构。古今闽籍学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均属文化理念建构,"光州固始"现象为中华文化认同模式之一。     

墓志所见北魏集书诸职起家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归并整合御前侍从咨议系统,借鉴晋制组建集书省。集书诸职不仅供官员迁转,还可充当胡汉大族子弟的起家官,出土墓志对此记录甚详,展示北朝的仕进制度和官场风气。集书出身尊贵无比,朝廷严格限制候选者的政治归属、家世门第和权势功绩,确保名望士族的仕宦权益。集书起家明显带有等级性,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凌驾庶姓臣僚之上,宗室又据世资蕃次划分若干层位,清晰呈现北魏统治集团的身份截面。集书诸职是最高的起家档次,入围者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实为锦绣前程的有力跳板。集书释褐是门阀制度的重要环节,对北魏后期的士族化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效用。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东阿于氏及其亲族苫山刘氏文学成就简论

东阿于氏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显耀的文学世家,其代表人物即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世称"于阁老"的于慎行。其父于玭、母刘氏、兄于慎思、于慎言皆博雅多才,善长诗文。于氏之学受其亲族——东阿苫山刘氏影响极深。于慎行曾外祖父刘约、外祖刘田及弟刘隅皆中进士,学博才高,亦以诗名于当时,并创办东流书院,为于氏父子兄弟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门风与家学述论

晋宋之间,兰陵萧氏"皇舅房"因与刘宋皇族联姻,地位显赫,成为萧氏家族地位提高的标志,并给整个萧氏宗族在南朝的发展带来了机缘。就门风而言,萧氏"皇舅房"在保持自身寒门重视事功的传统本色的基础上,齐、梁以后迅速"士大夫化",部分家族成员表现出崇尚退隐和笃信佛教的特征。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受到士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晋宋以降,其子弟普遍热衷于书法、音乐等艺术;齐、梁以后,他们在文学和经史等方面也积累日丰。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