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荀子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

以礼乐进行教育、教化是礼教。文章对荀子的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荀子天人相分,归本人道来探讨礼教的本源。以本始材朴、性伪之辨揭示礼教的人性论依据;以礼义之化、富而教之为礼教的基本途径;以圣人之伪、以道教人为礼教的理想目标;为学不已、尊师重礼是礼教的具体实践;治教合一、美政美俗是礼教的双重功能;秦汉以后,礼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今天,对于礼教问题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在仁爱的基础上提倡礼教,以礼教作为社会儒学实践的基本途径,重建伦理秩序,重塑道德精神。     

中国古代反腐倡廉研究

中国古代的帝王在反腐倡廉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主要表现在 :加强封建道德伦理教化 ,以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 ,建立御史制度监控官员行为 ,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是 ,中国古代受封建专制制度和人治的限制 ,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只是事后治表 ,封建道德伦理教化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这说明中国古代尚未找到遏制和铲除腐败的治本之路。因此 ,中国古代贪污腐败现象总是反复不断地发生 ,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文化中“慈”的社会伦理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慈",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伦理德目。其伦理主体从"父母"到"君主、官吏"再到"社会大众"。与伦理主体的扩大相对应,其伦理价值也从"和家"到"安国"再到"和人"。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教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论析

“教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论析詹世友一、“教化”释义“教化”在中国古代通常是指一种政治─—伦理措施，比如“明人伦，兴教化”之类。许慎《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说，统治者施行政教伦理措施，百姓则仿效之，以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社会秩序。“...     

"和"--中华民族古代伦理观的总念

“和”之为德,乃是常识,但在现今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中,却较少系统论及,而对于“和”德在伦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更是未见有人提及。本文对中国古代有关“和”德的思想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同时,依据历代、尤其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及把“和”视作“天德”的思想,提出了“和”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总念”的观点,并作了相应论述。     

改革德育政治化倾向 创建新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必须改变德育的政治化倾向,进行世俗化德教和教化.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社会世俗伦理关系的和谐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吸收传统伦理思想的宝贵财富,实行大众教化,改革过去德育政治化倾向,建立完善的社会化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三教互补的伦理精神

在古代,儒佛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三维一体的基本框架,支撑着整个传统文化的大厦。这不是说儒佛道比其他诸子百家有着更强的实力,而是指涵蕴于这一事实中的三教互补的精神实质和伦理精神。 一、天人合德的不同途径 如所周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社会生活根本秩序的设计是“天人合德”。所谓“天”即伦理化了的宇宙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本根,也是一切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因此,天人合德之天并非苍苍空间,也非纯粹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本然,即伦理——本体的实质。中国传统伦理的所谓天人合德,也就是道德主体向伦理本体…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一种与基督教"外在超越"旨趣不同的"内在超越"。分析起来,这种断定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对儒家构成的宗教压力与政治压力导致的。传统儒家既不追求宗教意义的超越,也不追求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与宗教超越重视上帝与人的关系、本体论—知识论重视超验—经验架构相比,儒家思想乃是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需的人心—社会秩序来看,儒家强调的基于道德信念的相关秩序安排,具有同基督宗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中庸之道”:中西伦理学互鉴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范畴不只是一种规则否定性,即强调区别不足和过度,而且恰是旨在求取行动中的“真”,内在地指向着柏拉图“知识就是德性”的理智德性命题。中国古代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则与西方的这种古典德性伦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十分相似,对于只强调“合法”的现代法性伦理(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均具有治疗性意义。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持续十年之久的"萨特热",无疑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是启蒙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作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的结果。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所建构的自由与责任相结合的新的道德主体,即能够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又心怀责任意识的道德主体,也正是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培育的道德主体,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断,"萨特热"随之迅速退潮,道德主体的成长也因此而受到了重创。当今所发生的一系列丧失道德底线的恶劣事件,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承受启蒙中断的伦理学后果。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高校"两课"教学改革探析

实施教学改革是解决高校"两课"现存问题、提高"两课"教学效果的基本途径。高校"两课"必须"与时俱进",深入进行教学观念、内容、方法、手段以及考试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主渠道的作用,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现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