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西陲青铜器与金器探早期秦文化艺术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国文化艺术各有千秋。秦能最终图得霸业,秦文化必然有其独到魅力。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与圆顶山秦贵族墓地为秦西陲陵区两大陵园,所出的秦西陲明器具有最典型的春秋早期秦文化艺术特征。从秦西陲陵区青铜器及金器的艺术特征出发,结合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分析概括早期秦国文化艺术的独特之处。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秦河东郡置县考

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到的重要史料。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可以首次考证出秦河东郡设19县的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变法的前夜：秦国墨学与商鞅变法的社会史考察

从献公时期秦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需要的角度再次审视商鞅变法,一方面对其制度的变革进行纵向的溯源探究,另一方面对其制度所彰显的思想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关注到了一个被学界所忽略的重要因素——秦墨学。献公时期,秦墨者实施了建设具备军事职能的县和什伍连坐制度,这两项制度对后来商鞅变法措施中的郡县制度和什伍连坐制度的成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秦墨学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提供了制度上的影响和基础性作用。     

论华夏文化发展的具体途径

在讨论华夏文化起源的时候,有的同志重提蒙文通先生旧说,认为秦为西戎民族,其文化与华夏文化不同。秦统一中国,是西戎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的行列,也是西方戎狄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自汉以来历代先贤对秦短祚而亡的原因作了诸多方面的评价与探讨,整体而言,多不出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归因倾向,但事实上秦亡原因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考察,秦亡原因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设计存在"制度漏洞",皇帝制度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加之秦始皇个人的认知局限,在面对新的国家形势时未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国家整体制度框架失衡;二是秦始皇"急政"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三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失效,导致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国家负担日益沉重。不可否认,缺仁暴酷作为导火索加速了秦的灭亡,但其根本原因则仍需从制度设计层面和制度适应性效率等方面综合考察。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     

秦统一六国原因的再探讨

在 2 2 0 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位于西部的秦国 ,其自然环境的优势及一系列成功地决策 ,都明显地胜过六国中的任何一国 ,这是秦统一六国的内因———根本原因 ;六国或略逊一筹 ,或望尘莫及 ,或多有失误等 ,这是秦统一六国的外因———历史机遇。本文运用对比的手法 ,对秦统一六国的原因进行再探讨 ,以期为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伟业提供借鉴。     

《十一家注孙子》之“禽”索义

本文以《十一蕾注孙子》所注“擒”（禽）字为基础,并举证他例,进一步考索《孙子兵法》之3“禽”的确切意义;进而考索十一家注举证战例所合之19“擒”和4“生擒”的确切意义,从而对所举证战例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正确的解读。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从出土秦律看县“令史”一职

出土秦律翔实的史料,证明秦朝县令史不仅是县令的属吏,也是丞、尉的属吏,其职掌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县级"长吏"所管辖的事务;还证明了令史与史有直接隶属关系,并可称为佐,而且与狱史是同官异称。在普遍设县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教育制度论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为研究秦代教育提供了新材料,竹简的若干条目客观反映了秦代官员教育和基层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简文,可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下,无论是高级官吏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平,这有助于对秦代教育做重新的审视。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秦“法治”的理论困境透析——以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为中心

本论以对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吏品行、才干和政治态度三方面要求的分析入手,结合秦政"以吏为师"的制度,指出其对"吏"的要求,反映出秦国通过一准于法和"以吏为师"实现其"法治"的政治思路。进而,从理论上剖析了秦国"法治"的面貌及其思想进路,说明了通过"律制"对礼、俗、法等不同层次规范的整合,秦尝试订立一套划一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秩序样板,并通过作为其政治终端的"吏"的塑造,完成其政治构想在民间的落实。最后,通过对《语书》做个案研究式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上述"法治"思路与法令繁密、吏治酷烈以及地方抵制强烈等不利局面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