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中《寄扇》《余韵》出套曲作者新证

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寄扇》、《余韵》出套曲与徐旭旦的《冬闺寄情》、《旧院有感》套曲分别系同一篇作品,其作者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徐旭旦的《世经堂诗钞》中,有50首诗作或全文、或部分文字抄袭自前人之作,这一发现为孔尚任是《桃花扇》中《寄扇》、《余韵》出套曲的唯一原始作者提供了新证。徐旭旦抄袭前人诗作与抄袭《桃花扇》套曲的手法也如出一辙。     

《古文苑》与《续古文苑》评析

《续古文苑》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南宋王厚之编纂的诗文选本《古文苑》所做的续本。从选编的标准看,二书都是辑佚之作,辑录的都是《文选》集外、史传不载之诗文,编纂时都坚持儒家思想,并有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从编选体例看,二者均始于文,终于诔,均比较重视箴、铭、碑、颂等文体,但孙星衍在沿用《古文苑》之体例外,还兼用《文选》的体例,故《续古文苑》体例远比《古文苑》精善;从编者身份看,二人都是江浙人,同为进士出身,都曾在馆阁任过职,又都好古博物,性嗜聚书,尤喜金石刻辞,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从编纂质量看,《续古文苑》在编纂、校勘上更加精良,而《古文苑》有章樵注释,却是《续古文苑》不能相比之处。     

论王建《宫词》所反映的宫中女子们的生活及心理

王建的《宫词》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幅宫廷生活的生动画面,尤其是反映宫中女子们的生活和心理,不同于此前的宫怨诗和宫体诗,而有着自己的特点。《宫词》不但描绘了普通宫女的日常生活,客观地写出了她们的辛苦、寂寞、无奈和乐趣,也反映了妃嫔们的恩深复恐失恩的复杂心理,还对宫中乐伎的生活及心理有着深入细致的生动描摹。为那个时代的一群特殊女子描画了悲剧群像。     

明人的宫词观念与宫词创作

明人创作了2900余首宫词，对宫词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提出“壶史”“皇家大竹枝”等概念，题材以宫中行乐和宫怨为主。这些宫词在诗法上或为叙述性纪事，或为抒情性写怨；在作法上含蓄、浑厚；在内容上或揭露明代宫女的悲惨命运，或抒写了一代兴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唐代宫廷游戏中女性的男性气质——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唐代宫中的竞渡游戏——以王建宫词为中心

本文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从两首王建宫词的文本阐释出发,围绕着这两首表现唐代宫廷游戏的宫词展开论述,以史证诗,订正宫词版本的正误;以诗证史,揭示出唐代宫廷游戏所具有的反串性质.通过诗史的互证,阐明这两首宫词的本义,凸现唐代宫廷文化与世俗风尚走向的内在联系.     

论唐宫词繁盛之必然

唐代诗人创作宫词1300余首,揭示了唐后宫生活的方方面面。唐代的后宫制度、乐舞制度是宫词创作的温床,宫女问题引起诗人们的普遍关注,加之作诗环境比较宽松,必然促成唐宫词创作的繁盛。     

由真入幻——由《桃花扇》反观孔尚任的历史意识与生平遭际

《桃花扇》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蕴含了作者孔尚任以戏存史的历史意识,而这种求真的历史意识却在剧中主人公入道、归隐之后走向桃源幻境。笔者结合孔尚任之身世与当时之时代环境,对这种历史意识之形成与归宿进行简要的分析。     

試談孔尚任的思想及其矛盾

<正> 对孔尚任的思想究应如何评价,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多年来论者不少,但分歧一直很大。下面拟就孔尚任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表现及其矛盾,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一)孔尚任(1648——1718年)宁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塘,自称云亭山人,出身于山东曲阜孔氏家族的一个地主家庭,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祖父闻讷(字知敏),“笃志好学,闭门著述”,“是迹不入城市”(《阙里文献考》卷九四)。父亲贞璠(字用璞)是明末崇祯癸酉(1633年)举人,“博学多才”,只以“养亲”,一直“不仕”(同上书卷九三)。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孔尚任的成长自然有一定的影响。     

宋宁宗杨皇后考轶——兼论南宋宫廷人文生态

宋宁宗杨皇后不仅能书会诗,更是富有权谋的政治家,参与了矫诏废皇子竑、援立理宗、诛杀韩侂胄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而其生平颇为神秘,就是名字,也有"杨娃"、"杨妹子"别名之争议。本文通过明人毛晋编撰《二家宫词》收录的杨皇后作品,考证收录之人当是号为"泗水潜夫"的周密而非刘克庄,而"杨娃"、"杨妹子"实为杨皇后本人,并非明人误认为的杨皇后之妹。诗史互证,审视杨皇后之生平及其艺术作品,对研究南宋政治生涯、心态变迁、文人雅集方式、文坛画界的艺术审美追求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孔尚任儒家思想发展变化新探

孔尚任诚然有尊孔崇儒虔诚自觉的一面。但是其可贵处却在于他能从尊孔崇儒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清醒地走向“过儒” ,因而将挽救末世的希望 ,从空疏清谈的封建士夫转向较为务实的市井细民 ,其思想中已闪现出早期启蒙主义的光彩     

陈迩冬、金性尧先生苏诗名篇注释质疑

本文就苏轼诗《次韵僧潜见赠》等 10首名篇的若干文本解读问题 ,对当代学者陈迩冬、金性尧等先生的注释及解说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陈迩冬先生与金性尧先生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前辈学者 ,陈著《苏轼诗选》与金著《宋诗三百首》 ,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出版 ,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宋代词调及用调的统计与分析

据最新考订与统计,两宋词坛所用词调总数共计1490调,其中词调正名为844调,词调异名为646调;常用词调正名为206调,"低频词调"正名为638调。宋代词调"十大金曲"为:《浣溪沙》、《水调歌头》、《鹧鸪天》、《念奴娇》、《菩萨蛮》、《满江红》、《蝶恋花》、《西江月》、《临江仙》、《沁园春》。宋代词调不仅总数远超唐五代,而且众调兼备,体式多样,中长调反而显现出超越于小令的优势;宋词沿用唐五代词调仅75调,宋代创制和运用的"新声"词调则多达769调,而以创制长调慢词的成就最为卓著。宋代词调的创制和运用既有力地印证了宋词的繁荣气象和绚丽风采,而宋代词调的统计与整理也必将弥补清人所编《词律》、《词谱》的缺陷与不足。     

跨境学童:缘起、问题与反思

本文考察了跨境学童产生的背景,研究与分析了长期游走于双城(香港和深圳)之间对儿童的学业、语言习得、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及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揭示了赴港生子与跨境学童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最后又对孩子的真正需要、港人的身份风险进行了讨论。     

花斑鹟、猴子还是人？——评张贤亮《壹亿陆》

久蛰复出的作家张贤亮在长篇小说《壹亿陆》讲述了一个“人种危机”的故事。其中三个主要人物作为进城农民的代表在这篇小说中具有原型色彩。如花斑鹟一样使用生存繁衍策略的王草根、像猴子一样走“高级妓女”路线的陆姐以及面目模糊的具有自然人性质的“一亿陆”,三个主人公的描写让人怀疑作家的创作动机。在这个充满了道德沦丧与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作家、知识分子对现实困境的有力批判之声,而不是仅仅沉浸在语言快感中的闹剧,更不是一种借靠生物学的戏谑之说。     

日本人名与汉字文化

人的名字如同一张名片,除了辨别功能之外还揭示了一个人的国籍、出身、性别、家族等信息。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近代日本人名的发展史,日本人名汉字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人在取名时,更看重汉字的字义;表示"积极、正面、向上、进取、友爱、真、善、美"等褒义的汉字始终是日本人名用汉字的主流;日本人名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变化趋势。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这种研究理念和观照域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拓展,也是华文诗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如果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置身于有意义的地理空间中,并以动态的眼光观照诗人的籍贯或占籍、诗人的区域流动、诗人的心理地理、作品的描写地理和传播地理等,那么这对于打破较为静态、单向、平面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性的。通过地理学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不同于中国大陆诗歌的规律:诗人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之间的普遍差异性,诗歌描写地理与诗人活动地理之间的明显参差性,诗歌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之间的巨大反差性。     

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

今文公羊家法的真谛,是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主张"改制"、进化。东汉何休提出"三科九旨",对公羊家法作了比较完备的总结。乾隆间庄存与继承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阐释,成为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开山人物。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混淆今古文家法,其结果是抽掉了公羊学说活跃的思想内涵,使之庸俗化。刘逢禄继承了庄存与的事业,将之发扬壮大,为公羊学撰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成为复兴今文学事业的关键人物。至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大力改造,倡导改革,批判专制,成为著名的今文学派健将,为以后康有为所直接继承。     

梦窗词清空论——试谈郑文焯对梦窗词风的认识

郑文焯是晚清四大家之一,著名词学家。在晚清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的情况下,他的梦窗词研究独具特色。他不满以"晦涩"评梦窗,也不满学梦窗"晦涩",他认为"晦涩"只是梦窗词的表象,其高处正在"空灵"。郑文焯以"空灵"、"清空"为标准来选评梦窗词,突破了张炎以来的对梦窗词的传统认识,赋予了"七宝楼台"新的内涵。他的这种认识,也体现了"清空"这一重要词学范畴的内涵在晚清的丰富与发展。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