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玉山雅集诗序探微

以顾瑛为核心的玉山草堂雅集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人雅集，学界虽不乏相关研究成果，但对相关诗序文献均未给予重视。文中从诗序这一独特视角对顾瑛玉山雅集进行观照，以拓展、加深对其认知：以诗序为据，梳理历次玉山雅集活动系年、场所、人员及主要活动内容；玉山雅集诸方面超越前代，分韵赋诗是玉山雅集文学活动的核心形制；玉山雅集诗序是折射元末文人心态及时代变化的一面镜子。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释良琦与玉山雅集考论

玉山雅集是元末著名的文人集会。先后有三十余名僧侣与会,而尤以释良琦的声名最著。释良琦不仅参与了玉山雅集的大部分活动,还经常召集文人分韵赋诗,撰写诗序,俨然为座中核心之一。释良琦的诗风清丽,诗艺高超,在逞才斗技中丝毫不亚于顾瑛等文人。同时,以释良琦为代表的僧人加入,不仅使玉山雅集具备了多元文化色彩,更体现了元末"狂禅"之风的盛况,反映了佛教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剧的趋势。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的多重风景

冒襄和王士禛共同参与的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是新旧文人间的一次和谐唱和。本次雅集以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而深受文人企羡。在此次雅集中,诗人们一反自己平日的诗风,模仿王士禛在扬州期间的创作风格,而王士禛在此次雅集中的一般应酬之作,也得到遗民们的交口称赞。隐藏在和谐唱和背后的是遗民和仕清新贵各自不同的情感需求和利益需求。本次雅集是王士禛初期"神韵"诗在不同身份的文人间的一次成功创作实践,是之后这一诗歌风格迎合统治者口味,并为各阶层文人普遍接受的一个前兆。     

津门风雅水西遗——《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研究

水西庄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私家园林,上世纪30年代严智怡组织津门文人在其故址举行展重阳雅集之会.参加此次雅集的津门文人俯仰古今,感慨水西庄之历史变迁,赞赏谋求重建水西庄之雅人名士,创作出或感慨深沉,或意兴遄飞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被集成<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一书,是天津文人接续津门风雅的明证.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     

"雅""俗"对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矛盾运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在操作方式上都利用了来自民间的俗文学的力量向由文人创作、占据文坛中心位置的雅文学挑战,由此引发的种种文学论争往往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思路和方式.因此,从文学品味上来看,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矛盾对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学的俗化是一面双刃剑,它在推动文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倾斜.     

遂闲堂文人创作论

遂闲堂系天津盐商张霖所建,风景秀丽,建成后吸引了诸多名流,如方苞、吴雯、赵执信、姜宸英、梅文鼎、徐兰等人.这些人都曾客居津门,且多数馆于遂闲堂.他们与张霖经常在一起诗酒唱和,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促进了清初天津文学的发展,也开了津门文人雅集风气之先.遂闲堂文人的出现及其创作.对于天津一地的文学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学现象.     

冒襄文人雅集对家乐戏曲的影响

冒襄归隐如皋后,频繁攀行文人雅集活动,冒氏家乐表演是文人雅集中的常见节目.丈人对家乐的评点有利于加深对戏曲寓意的理解,并促进其传播,也有利于伶人技艺的提高及影响力的扩大,文人品味对戏曲的审美倾向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虽称经典,并非完璧——《归田赋》新论

张衡的《归田赋》向来被视为是两汉辞赋史上的经典,但它的第三段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弋钓活动违背了山水田园文学应有的闲适和乐的情调,二是语意复沓,破坏了全文简洁的风格。弋钓活动的描写是受到畋猎类大赋的文学史惯例影响的结果。直到东晋时期,随着山水田园文学的成熟,这种内容才从同类创作中消除。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文学活动空间变化与两晋文学发展进程

与汉魏文学活动空间基本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不同,两晋文学活动的发生空间发生显著变化。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的文学活动虽然是两晋文学活动的基本模式,但在此之外,两晋文学活动产生了新的重要模式,于公卿百官之间进行的文学活动、于士大夫之间进行而不带有官方意味的文学活动乃至家族文学活动等类型相继出现,文学活动空间不断深入扩展。表明两晋时期文学已向社会各层面深入推进,文学已被社会全面接受,开始实现自觉发展。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是在宋代被追认的。在当时及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被误读着,即使受到不多的称赏也往往局限在非文学的或形式的维度。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陶渊明是较为寂寞的。这主要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表现为他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时代的差距与悬隔。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     

秦至西晋楼烦县治所考

治所地是行政建置的重要属性,确定治所地是历史行政区划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秦至西晋时楼烦县的治所地,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征引历史文献,结合考古资料,经过认真考证,可以看出,宁武县苗庄古城就是秦至西晋楼烦县的治所地。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