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君臣之间是典型的交易关系,因而做官发财的理念成为君臣双方的共识。但是古代官僚的薪俸普遍不高,只能腐败致富是古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让官僚通过腐败实现发家致富,相当于给予官僚剩余索取权也即腐败的权力,更有利于解决君臣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当然,中央集权导致的产权残缺,也为官僚腐败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央集权体制与官僚腐败属于典型的共生关系,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僚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反贪仅具形式上的意义。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乐文华，杨霞飞一、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是其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在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中，皇帝至高无上，他拥有最大的官吏任命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等，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核·０和关键。因而，皇帝个...     

两淮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国家机器的自利化

在清朝和民国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两淮盐业实行专商制度。掌握政府核心权力的高官乃至皇帝,凭藉操纵盐务政策,制定偏向性的优惠措施,成为盐务的最大受益者。与盐务相关各阶层所获得的利益,不是基于同等机遇,而是基于与国家核心权力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由此造成国家权力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从而大肆进行寻租活动,使国家权力愈加腐败。     

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对权力腐败问题的若干思考

权力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得私人利益的行为.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权力寻租、权力经商和权力换食换特色.权力腐败的产生有外部诱因,更有内部原因.根除腐败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努力消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二是构建完善的反权力腐败机制.     

大一统专制王权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专制条件下腐败发生的必然性

权力是以大一统为特征的传统专制社会的第一商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征;它的交换价值即它所支配的所有资源的使用价值;权力商品的生产分为两部分:合法性象征的生产和符号体系的生产;权力买卖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人之间的博弈;腐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腐败是皇帝为了得到"忠心"必需付出的代价。     

国家、社会与官僚机器三维视野中的乡镇机构--以水利站与司法所为例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理解乡镇机构生长的逻辑,必须将其置入国家、社会与官僚机器三维视野予以考察.它是国家权力的"集装器",又有乡村社会赋予的社会权力,还具有拓展自主利益的官僚权力,依靠强制性或规劝性技术实现权力的弥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农民的分散性,对乡镇机构权力规训的软弱正在侵蚀其正常生存机制.     

权力腐败是依法治国的严重障碍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使这一方略彻底贯彻实施,必须坚定不移地清除权力腐败这一严重障碍。 一、权力腐败是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之源 在我们国家,权力腐败是局部现象。但是,“贪如火,不遏则燎原”,“贪如水,不遏则滔天”。遏制权力腐败,已经到了“水将漫堤,情势危急”的时刻。必须“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清除权力腐败,实现依法治国。 什么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担任公共职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其特殊身份,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使公共权力产生异化或嬗变。权力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还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存。为此,江泽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官僚政治的余毒、制度不健全等因素致使腐败滋生。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统一财政制度、加大监督机制、健全民主制度等一系列廉政建设措施，有效地消除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且为我党的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论海瑞的“廉名”传播及历史启示

海瑞是清官的典型,他廉以处己,不惧强权,果断采取措施,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在明代社会生活中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其清廉的声誉随着其政治生涯变迁也有一个不断传播,并向神化发展的过程,这与明代官僚政治与民间社会心理需求有密切关系。海瑞的反贪措施直到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法制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面临着来自新的复杂环境和新的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近几年，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突出，弄虚作假、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民生与安定，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而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法制化，利用法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通过国家强制力与配套机构来保障法律实施，对于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会是成效显著而意义非凡的。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关于党的作风和形象问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体会

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党的作风和形象是一面旗帜。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党的作风和形象总体是好的。但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少数领导干部中,也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作风腐败等问题,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要正确认识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要看到党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不断地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党风正在进一步好转。现在,全国正在普遍开展的“三讲”和“三个代表”教育活动,是改进党风、永葆党的光辉形象的重大举措。     

中国古代制度保廉论

制度文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匡正君王失误的朝议谏诤制度、择优防腐的选官制度、抑制官吏勾结营私的回避制度、纠弹官吏紊失的监察制度、奖勤罚懒的考绩制度、厚俸养廉制度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这些制度对当时廉政建设的作用。     

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

郊祀是皇帝祭天的重要国家祀典,西汉中前期主持这一祭典的是方术士。元帝之后,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上势力的上升,为了争夺对于郊祀等国家祀典的主导权,儒家礼学完成了从＂士礼＂到＂天子礼＂的转向,儒臣们以新的理论为武器,对汉家祭祀进行了一次清理,力图在郊祀中植入儒家的天子观,凸显皇帝祭祀＂公＂的性质。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郊祀改革多有反复,最终完成于王莽之手,对后代王朝郊祀制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