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村庄合并”中的职能转变

"村庄合并"是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正在各地推行的"村庄合并"不只是简单地村庄拼凑及组织的集中化,而是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乡镇政府作为离村民最近的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失范行为。因此,如何正确定位其在村庄合并中的职能,确立其权力行使范围,对于其更好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在村庄合并中的合法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中农塌陷:对农村土地不同流转模式的后果研究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土地耕种形成一种全新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这种模式催生出一批新中农,即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土地为生的留村农民。在村中青年夫妇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这部分土地以低价且短期流转给留村农民,也保护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利益。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新中农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新中农,它让新中农无地可种,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这样不仅损害了无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夫妇的利益,也损害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利益。鉴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培育出在村新中农,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     

不同职业群体农民生活方式的差异——基于四川省Y镇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结构已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由传统农业、乡村管理、外出打工、非农产业构成的多元职业结构。相应的传统农民群体、乡村管理群体、打工群体、非农经营群体在物质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虽存在程度不同的浅层和局部差异,但在整体上并未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大多数职业农民认可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除打工群体外,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夹心式压电换能器优化设计

通过对广西周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由无区隔向区隔化重构的变动过程。在土地流转前,农民根据土地规模和职业分殊自然地分化为有机衔接、无区隔的各阶层。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去阶级分化”的机制,村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乡村维持着有秩序的善治。土地流转后,农民阶层分化出现了区隔化的重构,村庄社会本来隐没的不公正感突显并形成了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快速更替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将乡村治理带入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与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农业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关系。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从土地制度找准改革的突破口

文章阐述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重要性,新时期土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梳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机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处理好土地问题。     

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农业型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的趋势不逆转,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衰败将愈加严重。新型农村社区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均等化公共服务为遏制村庄空心化的逻辑起点,增强了农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再次成为农民的安居之地。然而,商品化社区生活所推动的离农化和陌生化人际交往所产生的离心力使得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着演变为＂空心化社区＂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让新型社区农民重新聚拢起来和互动起来,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农业型村庄土地优势发展农业现代化,结成外出农民和留村农民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壮大村集体经济,使其有能力和积极性开展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再造熟人社会。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村庄公共性建设

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培训动力分析

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培训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层面,基层乡村政权的角色和职能理念转变,促使政府将农民培训作为乡村发展的服务方式;在乡村的社会转型层面,村庄的发展以及村庄日常生活基本投入时间的变化,需要农民培训的积极实践干预;而农民由无意识生存性人格向有意识生存性人格转变时,也需要农民培训为他们提供个体发展的空间和人格再社会化的机会。它是政府、乡村以及农民个体在社会变迁情境下的产物。     

农民内生动力提升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施乡村振兴,基础在农业,关键在农民。农民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参与者和践行者,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民,在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农民发展,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助推农业适度规模化生产的顺利进行,减轻农民的劳作压力;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助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实现农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推动现代农业文化的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让中国农民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自豪感。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及化解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利抓手,是发展农业农村和富裕农民的有效方式.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但农民精神贫困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制约因素.当前,由于农村经济条件限制、教育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够、政府的忽视和农民自身保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精神异常贫困,具体表现为迷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