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能够起到传递社会正能量、调节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在助力于探索中国近代慈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义演可以作为价值构建,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表达方式,以及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动员机制,梳理出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表达,为当代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价值及其理论建构

慈善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实现道德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价值;弘扬人文精神,拒绝道德冷漠中的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中的价值。为了推进对慈善伦理的研究,必须对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梳理、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慈善伦理的理论建构可以分为慈善伦理基本问题研究、慈善伦理与文化传统研究、慈善伦理与现代公民教育研究三大板块,以及"慈善伦理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慈善行为的伦理评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伦理关系;慈善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慈善伦理与西方文化、慈善伦理与宗教精神;慈善伦理与志愿者活动、慈善伦理与雷锋精神、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十大课题。     

从运行过程看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的构建

2011年,"郭美美事件"使慈善走上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围绕这一事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目前,中国的慈善研究过于强调慈善的道德属性,削弱了慈善工作的专业性。从现代慈善的运行过程看,慈善是由慈善组织进行专业运作的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一项社会服务工作,是多元开放的综合性社会制度安排。我们应从这一特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并形成共识,发展现代慈善组织,强化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论慈善文化的道德意蕴

出于对我国当代慈善事业落后的历史反思和寻求敉平当前分配差距的“第三条道路”,慈善文化越来越受到国人关注。慈善文化主要包涵观念、制度、行为三个相辅相成、共生共进的层面,具有心理平衡、认识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经济发展四大功能,我国应通过公正评价慈善行为、教化养成慈善观念、营造整体慈善氛围来引导人们共同参与慈善事业,在慈善活动中提升公民的道德境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慈善组织演进轨迹与培育路径

对于慈善组织的出现,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悠久的慈善文化为本土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传统的狭隘性到近代转型,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沉寂到当代的繁荣的曲折发展历程。当今中国的慈善组织在自然灾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老助残和慈善支持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要实现中国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改善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革新等方面作出努力。     

关于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调查

通过社会调查的翔实数据 ,客观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公民的慈善意识的现状及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及参与状况。慈善事业在中国社会正逐渐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但总体上还十分落后 ,其发展中还存在诸如地方慈善组织的影响力有限 ,慈善资源调动能力差 ,全社会尚未形成自觉和浓厚的慈善意识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慈善文化进社区：意义、挑战与路线图

慈善文化进社区是将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人们慈善习惯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区建设的应有之义。慈善文化进社区对弘扬慈善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慈善文化进社区适应了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的作用,从而促进普遍信任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慈善文化进社区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社会原子化倾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教育不完善和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欠缺等。通过组织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教学的方式、志愿储蓄银行、社区慈善超市、成立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发展社区学院和出台详细的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等途径,多管齐下促进慈善文化真正进入社区、深入人心。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前瞻

按照互联网发展状况及治理情况,互联网治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摸索起步阶段、强化完善阶段、日趋成熟阶段。二十年来,互联网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形成了"中国经验"。未来互联网治理将逐步推行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安全将是治理的重点,更加注重多方治理,加强法制建设,促长效有机运行。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于Logit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失效问题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失效的案例不胜枚举,治理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思索。我们运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从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和董事会治理三方面探寻上市公司治理失效的原因,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给出的回归结果是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果成反向变化,社会流通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果成正向变化,执行董事的比例表现出与公司治理失效概率显著正相关,董事会治理的其他变量回归没有显著性。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合理安排不同性质的股权结构达到降低公司治理失效的概率,并且董事会的建设需要较大的变革,以使得董事会的运作和管理对公司治理的构建产生更好的效果。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

在20世纪后期,参与治理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得到广泛的推荐。但是,参与治理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追求形式民主思路的延伸,是对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追求与行政的集权实践的综合。虽然学者们极力证明参与治理是一种更好的治理,实际上,它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变革的要求,参与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它依然是一种包含着治理主体不平等内涵的治理模式,而且在实践上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