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法同治”

德法同治，简要地说就是用道德和法律同时治理国家，其实质就是治国的方略问题。古今关于如何治国，历代思想家、政洽家的论争不断。我国自古有“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开我国历代“以德治国”之先河。而与之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却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提出“法治”思想。在西方，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政治学说，又极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相近。在古希腊的城邦制下，亚里士多德提出治理城邦就是追求至高无尚的“善”，亦即我们今天的“…     

道德中心主义与政治进步

道德中心主义在政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用道德代替政治,使政治道德化;在看待道德与法律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夸大伦理道德的作用,贬斥法律特别是刑罚的意义。道德中心主义还主张“人治”。现代社会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高度民主和严格的法治。长期以来,道德中心主义始终是阻碍中国社会向这两个方面前进的主要绊脚石。     

论“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一)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我们今天的 讨论与历史上的争论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什么是“人治”?古往今来说法不一。例如,人治是指重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领导者不民主的工作风和思想作作风;是指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由人来作决定;是指执行法律的人;是指“清官之治”;是指对当权者的培养、选拔;是指重视道德、舆论、教育工作等等。我们不赞成这些解释,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治理国家要不要人和需要怎样的人这类无须置疑的问题,而是指治理国家的“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以什么为依据、采取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来治理国家。国家都是人来治理,要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其社会条件

<正> (一) 竖看历史,“人治”和“法治”作为有关治理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方法、理论或思想主张,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而非今人所始创的治国思想。古代,在西方便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对立,在中国也有过体现这种思想对立的“儒法之争”。后来,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把人     

申不害的法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言术的申不害首先是法治论者。他主张立法律之名“因”以为治。治者因法而治便可无事 ,“任法”便应“无为”。他的法治就是用法律的有为代替君王的有为 ,用法律的治代替君王的治。术与法治是相背离的 ,申不害之所以既倡法治 ,又多言术 ,是由君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一致造成的。法治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 ,而术服务于君王的利益。     

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及其日趋完备

治国方略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根本大计。江泽民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同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治需要以德治为基础，德治也需要法治作保障，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成为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德并举，既要加强教育，也要健全制度，更要领导率先垂范。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及其衔接

准确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好衔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一环。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性为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的理论观点,对我国治理和法治实践缺乏解释力。现代法治精神内核是规范公权力,“制度之治”是法治的核心要素及“中国之治”的根本特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双轨并行”型制度架构,应遵循统分结合、平等互促、合理转化的原则,从制度的理念、内容、形式全要素、全过程地促进二者衔接协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制度互动格局。     

儒家道德精英主义评析

以孔孟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基于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总结、阐发，提出了一套道德精英治国理论。主张以精英集团治国，实行“德治”、“人治”，主张法律虚无主义，以此建立起一种牧民、使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因此道德精英治国理论是一种不科学的、失败的理论，它导致了精英与大众的疏离，并塑造了中国百姓顺从、驯服的保守性格；它是我们在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在观念上的障碍，应当进行批判和清理。     

党的建设创新与执政基础的巩固

站在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党的执政基础及其建设问题,应更加注重执政“地基”下面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础性因素,即影响执政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法律制度基础等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执好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基础性建设的力度和效果。     

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梁漱溟的法治思想是籍由如何使西式的法制法意与中国的人生人心相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其宗旨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建立一种符合国人人心和人生的法治文化。随着国民构建和谐社会意识的日渐强烈,法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日渐彰显。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面临的任务是重塑法的灵魂,使法律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为此须跳出法治思想的常规概念及通行逻辑,将梁漱溟法治思虑中隐含的人文关怀精神重新置入当代世界文化视野中予以再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新路径。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法治主义”的政治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法治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以德治国”研究述要

在详尽掌握二年来关于以德治国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本文对以德治国的战略定位、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以德治国战略的实施及意义做出了系统的述评 ,并对研究状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估     

“三个代表”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大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改进党的执政机制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

"明刑弼教"学说直接凸显刑罚功能,远不如"德主刑辅"粉饰统治阶级"仁政"的效果,故而在宋代以前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朱熹密切关注古代法制体系的具体结构,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概念作了新的注解,对"明刑弼教"法制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添加了诸多新的内涵。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法律信仰:法治国家之灵魂

法律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物质条件,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精神条件,二者对于法治国家而 言,乃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当前,在我国的法治化过程中,立法成绩突出,而执法效果不理想,究其 原因主要是社会公众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 司法公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实现依法控权,强化政府信用等措施,促进法 律信仰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