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雎》接受史看《牡丹亭》的时代意义

<正> 在汤显祖《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全部爱情及其与柳梦梅的全部生死悲欢,都是由阅读《诗经·关雎》引发出来的。对《关雎》的接受,无疑是《牡丹亭》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杜丽娘对《关雎》的理解,是对传统理解视界的一种突破。这不仅反映了杜丽娘一类女子被压抑的人性的觉醒,也反映了《关雎》一类情诗被扭曲的艺术本性的复归,是当时社会文化精神变迁的一个投影。因此,笔者把这种理解作为考察《牡丹亭》时代意义的视点。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197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选本论

1970年代,美英出版了一批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编者或为地道的西方人,或为华裔学者,或为两种族裔人合作编辑。有的选本试图以作品呈现新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具有以"选"代"史"的特点;有的从、主题角度编选作品,力图以选本展示新中国社会状况;有的则注重从新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角度编选作品。有的选本中渗透着编者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有的选本则因编者态度较为冷静,重视审美维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中国文学的实绩。这些选本虽各有特色,但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它们是研究那个年代西方文化取向的重要标本。     

从《乐府&#183;陌上桑》与《诗经&#183;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183;陌上桑》与《诗经&#183;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评“吊”议“哀”剖“诔”

“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周易外传》）。“人知哀死”,这才有了哀祭文学的滔滔大观。它或为诗,或为文,或为联语;以文而论,又有诗、碑、哀辞、吊文、祝文、祭文等多种。本文通过对哀祭文学的请名称的咬“文”嚼“字”,循名责实地去考察一下涵化于其中的中国人的一些文化心理。评“吊”吊文较早的意思是吊丧。《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由此上溯,吊还是一种“问终”之礼。《说文解字》上说：“弓（吊）,问终也。从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驱禽也。“这便道出了远古葬时的…     

论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发展观──就《中国文学史·导论》与章培恒先生商榷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国内流行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余冠英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这些著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困于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局限，主要从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角度界定文学，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文学的发展观。时隔三十年，学术界早就不满足于这种阐释方法与阐释角度了。有识之士在中国文学的具体研究中也早已突破了反映论的樊篱，对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学…     

《聊斋志异》“花妖狐魅”中的史实与话语建构

对《聊斋志异》女性狐鬼形象的解读视角,历来集中在性别话语或文学赏析上。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探讨蒲松龄塑造花妖狐魅的具体语境与文化价值。《聊斋志异》的非现实女性形象,是由明清病态审美观发展而来的,蕴含着此前文学作品难以处理的现实题材与人类经验的内容。主要观点有三:一、虚幻女性可以达到"妍质"的极致,身体极端轻小以迎合病态的文化审美,可以具备现实女性缺乏的文化修养。二、狐鬼的风流放诞隐喻了民间的性越轨风俗,虚幻的人物体现了民间原始欲望和粗朴的底层生活。虚幻使不合乎礼法道德的人事,取得了合法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这是《诗经》以来萎缩的文学表现力的再扩展。三、从文化史的综合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有助于更具建设性地理解和阐释其中人物。     

“民国机制”下的女性文学研究

正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性别的维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有关文学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学界一个广受瞩目的问题。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常彬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王绯的《空前之迹》等等学     

略论近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种“他塑”

我国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塑”所呈现出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联系着社会深层文化精神的蜕变状况.新时期之初,张弦对存妮、周良蕙、傅玉洁、孟莲莲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创造,鲜明集中地显示出主体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主流文学中形成的妇女解放主题的回归与承继,映现出创作主体的一种拯救的精神姿态.这种精神姿态随着作家主体意识中文化观念的自觉与强化,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古华的《贞女》、陆文夫的《井》等小说对女性命运的描述之中.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冲突的加剧,作家主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感的冲突,使他们特别倾心于从代表着传统文化精神构成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获得文化心理的平衡,象路遥笔下的刘巧珍,贾平凹笔下的小月、小水,谭谈笔下的金兰等等,他们作为纯粹精神存在的象征,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视角”

<正> 在前一段的文化研究热潮中,文艺理论界论述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也提出了“文化视角”的命题,很多作家也都曾从这个角度撷取社会生活,出现了不少“文化小说”、“文化电影”。对于这个曾经发生过不小影响的文学形象,现在应该如何认识呢? “文化视角”应该是最适合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视角社会生活是丰富、复杂的多面体,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去撷取材料。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政治学家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哲学家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去撷取。文学家呢,当然应该从文学的角度了。但是文学比这些社会学科内容宽泛得多,从什么角度去认识,怎样撷取社会生活,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营垒中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并在实践上取得丰硕成果者。认真考察郑振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审视新文学的历史道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郑振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他在五四及以后的几年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吹对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学的整理研究。《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参与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在《简章》中明确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为其宗旨之一。他还利用自己     

论才女读者群对《牡丹亭》的接受

《牡丹亭》在明清文坛引起极大轰动,并广为传阅。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闺阁女性阅读的高潮。闺阁读者的对《牡丹亭》的阅读行为,带有浓郁的感情"卷入"色彩;闺阁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充满了独特的女性"重情"意识。《牡丹亭》的闺阁传播情景,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和伦理规范中闺阁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感欲望。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     

“角色意识”与“倡优意识”——关于中西哲学的通信

晓芒兄：前后寄来的三册大作皆已收到,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没有马上回信是因为想拜读后向你报告初步的感想。现在我已把《灵之舞》及《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两本看完。至于那本《冥河的摆渡者》,只有等下次再谈了。在评论90年代那些小说时,你在许多地方都论及童心、童真或孩童的心态。的确,比起西方人,一般而言中国人在形象及言行上似乎都不够成熟。但我只有这种感觉,而不能洞悉其因。是因为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家庭及社会所强调的长幼尊卑之序使个人没有机会发展独立个性吗?还是儒道哲学都强调赤子之心的重要?…     

巴金《寒夜》与契诃夫小说中的“小人物”

巴金反映抗战时期平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寒夜》是其写“小人小事”的巅峰之作。作品中“小人物”形象和冷峻的基调与巴金的其它作品相异,却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人物”系列形象及其一贯基调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从《寒夜》与契诃夫小说表面的相似性中找出差异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找到巴金受契诃夫影响的契机,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途径和实质,以及在《寒夜》中的具体体现。     

楚国的“莫敖”之官与“屈氏”之族

“莫敖”一名,始见于《左传》桓公十年。杜预《左传集解》注:“莫敖,楚官名。”杜氏此解,古今史家大多从之,无甚异议。但略检楚史,却又令人对这一官名感到疑而难明。所疑者一,楚贵族统治者中,称“敖”者甚多,除莫敖之外,还有若敖、霄敖、堵敖、郏敖、訾敖、(艹为)敖、阎敖等。诸敖之间,显然关系甚密,但它们或为国君之称,或为楚王未得王谥之号,或为氏族之名,皆非官名,为何独有莫敖成为官名? 所疑者二,楚国官名虽多异于中原诸     

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

“铁姑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存在,北大荒知青文学对于“铁姑娘”人生所包含的历史、人性和精神文化内涵的开掘要比其他知青文学深刻而独到。尽管北大荒知青文学中“铁姑娘”形象群是复杂体的聚合,人物个性差别很大,但都没有偏离时代的共同本质,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是北大荒知青文学创造“铁姑娘”形象的终极目的。“铁姑娘”形象完成了知青新人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一代女知青成长的受困与突围,更彰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类形象内蕴的张力凸显出中国妇女解放进程的艰难和沉重。     

《文心雕龙》的“象”范畴

气、象、味是中国古代文论最基本的元范畴,气、象、味三者的相互交融、衍生又衍化出无数的子范畴与范畴群,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梯级范畴网络,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特征、规律、本质联系的全面把握。“象”主要涉及文学的反映对象及创作客体的性质特征,《文心雕龙》是“象”范畴确立和衍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形象及文学意境的创造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意境理论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     

“寻梦”─—杜丽娘爱路叙说

“寻梦”─—杜丽娘爱路叙说毛德富在中国戏曲史上，杜丽娘是继崔莺莺两三百年之后又一成功的光辉形象。这一成功的艺术形象，无疑是戏剧家汤显祖的伟大创造，也是《牡丹亭》的主要成就之一，因而有人竟把《牡丹亭》称作一曲“杜丽娘颂歌”￣①，或叫杜丽娘为情而生，为情...     

“临川四梦”引《诗》所见汤显祖“《诗》教”观

汤显祖的所有戏剧作品皆有征引《诗经》的现象,从中可见,他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汤显祖认同"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但更强调"不愚",通过《牡丹亭》中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的情节设计,剥落了《诗经》的伦理附会,还其"性情之响"的本真面貌,由此塑造了聪慧学习者的形象。"临川四梦"在受教效果上强调性别差异:肯定女子的诚挚、知行合一,批判男性的虚伪、心口不一,从而提出思想变革的要求。汤显祖的"《诗》教"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与明代中后期"新人文思潮"崛起、论《诗》风气转变等有较大关联,亦为晚明文化生态相互作用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