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义和团与孙悟空

直东时期的义和团众崇拜孙悟空等神怪,并以之为附体之神灵。孙悟空形象对义和团的影响主要是晚清猴戏普及性演出所致。猴戏的动感状态对儿童少年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猴戏的舞蹈化动作,同样鼓惑起了团众的动感本能。猴王崇拜的心理还重新锻造了少年团众的童贞气象。美猴王的神怪出身和非凡能耐,促动了团众中少年儿童的超人幻想。团众童子军一系列的打教抗洋事件,再现的恰是现世猴王的叛逆行径。孙猴子七十二变的超凡本领还激化了团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孙悟空形象对团众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类因素,其反叛特性激发了团民抗击外侮的志向;孙大圣大闹天宫、戏弄权威的举止,则启迪了团众戏弄官员、虐待教民的行为。孙猴子身上崇高与反崇高的特性皆反映在少年团中的行为之中。＂悟空＂的神圣性和＂猴子＂的戏耍性,拼合出了其高度对立的共同体,此类双面人格锻造了义和团童子军团的双重性格。     

义和团仪式的武、舞、巫合流机制

儒学的无神论观念限定了中国神学体系的发育,儒学的静养哲学亦遏制了中国舞蹈业的发展.义和团的请神附体上法仪式担负起短时期、大范围内为民众造神的任务.义和团的巫术表演对中国巫术舞蹈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引发的巫术舞蹈的普及、推广和革新工作影响甚大.义和团巫舞直接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巫术的表演传统,并引起晚清巫术舞蹈业的兴起.晚清高层权力的剧烈变更触动了义和团选神制度的勃兴,义和团在公共空间动作感强烈的团队表演现象,不仅象征性地张显了权威,亦完成了整个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巫术舞蹈的复兴运动.     

论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以掠剩神信仰为例

以掠剩神信仰为中心,探讨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轨迹,神灵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并从信仰接受的角度,讨论信众的个体性因素对神灵信仰演变所起作用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     

直东时期义和团众在乡间的演拳活动

传统武术的表演具有日常实用性。大刀会和神拳是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和神拳起事的地点是直东地区的乡村。大刀会、神拳经常利用请看武戏聚集民众,夸耀武力。直东地区的乡村市场兼有群体性娱乐活动,为游浪武士汇聚提供了场所。晚清的村落庙宇具有团聚同族民众共同祭拜尚武先祖的功能。村落庙宇既有神圣祭祀功能,亦是乡民演示武艺的场域,教民建堂与团众建庙便形成矛盾,而教堂与庙宇的地基就成为义和团和教民冲突的空间性焦点。以乡村演拳和观看武戏为主体性功能的建筑空间构成了大刀会和神拳武力抗教的特殊场所,传统武术显示其具有巫术意味的实用性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风俗学的生命力。     

论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

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一部分义和团组织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随着义和团在北方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这个口号也被各地普遍采用.直到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基本上镇压下去为止,在近两年时间里,广大团众就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     

《庚子国变弹词》中的异人形象

李伯元所作《庚子国变弹词》是近代反映义和团事件最为全面、详尽且偏见不强的曲艺类作品。《庚子国变弹词》以全景图方式再现了义和团事件的整个过程,还刻画出了一组性格特别的人物群雕图。其中端王、李来中、张德成三人皆具有异人特征,三人不仅是义和团集团的绝对首领,还寄托了李伯元所阐释出的鲜明个性。在《庚子国变弹词》的世界里,端王成了一代枭雄兼霸主类角色,李来中则是行踪飘忽、来去无踪的羽客类人物,而张德成就成了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类主人公。三个团众首领分别担负起枭雄、羽客和怪杰的形象,延续的是戏曲角色定位的需求,而未曾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三个特异型人物的登场,组成了一幅风云跌宕、诡异莫测的江湖世界图景。如此性格人物的集体亮相,迫使弹词为传统江湖世界的想象空间增添了近代化的新素质。     

壮族师公教神灵关系探析——以经书抄本《佚子请客》为例

壮族师公教有明显的多神崇拜特征。祖师神三元真君虽有被尊为至上神的倾向,但众多神灵仍处于游离和分散的状态,没有被纳入一个严密的神灵体系中,神与神之间显现出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壮族师公教众神平等的根源在于历史上壮族长期处于分散而居、部落林立、酋帅众多的社会状态。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略论羌族的配偶神信仰

直到本世纪中期,羌族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多神崇拜信仰。据有关资料统计,羌族普遍信奉的神灵有几十种,而各地奉祀的区域性神灵则更多。羌族的神灵崇拜主要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神包括天神、地神、火神、山神、树林神、牲畜神等,是羌人祭祀和崇拜的主要对象。祖先神一般供于家中,泛称家神。当然家神中也不一定全是祖先神,有的地方还将牲畜神等供于家中。各地供奉的家神在数量和称呼上出入颇大,但一般都供有人类祖先神木姐珠、     

寻找原初的女神

我国道教神坛上众神林立，名目繁多。文章分析了西王母、女娲、后土等道教女神的原型，并就这些女神从形象到职能的转变过程作了论述。     

从六朝故事看道教与佛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异苑》、《述异记》等志怪小说讲述了六朝天师道如何对民间鬼神祭祀进行“伐庙杀鬼”、毁弃“鬼物”的故事,故事背后透露出天师道的教义信息。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佛教却是通过夺取地方俗庙的庙产扩张了佛寺。从故事中我们知道,天师道是通过把地方基层社神纳入道教神谱进行收编,而佛教却对地方社神与社庙进行“伐社”,这两种迥异做法凸显了两种宗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萨满教”的本质是巫术而不是宗教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的"原始宗教"、"宗教的初级阶段"其实所指是巫术;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是巫术是人凭借魔法的力量使役神,而宗教则是人对神的迎合和膜拜.鄂伦春人萨满跳神的"助日仪式"是一种典型的巫术以篝火和跳圈舞促进太阳高高升起和放射强大的光明.近现代萨满跳神形式与远古巫术原型的一脉相承性说明了萨满跳神的本质是巫术而不是宗教.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浅析汉画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在我国渊源流长 ,汉画中反映汉代酒文化的画像甚多 ,主要画像有酿酒、沽酒、饮酒等。出现在画像中的常用酒具有壶、樽、卣、勺、耳杯等。酒令的种类有投壶、六博、猜拳等。酒的用途主要可分为自娱、待客、祭祖祀神以及逐疫驱鬼数种     

青年毛泽东的反规范文化思想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吸取了俗文化的造反精神,对正统的规范性文化萌发了对立的情绪和反叛的行为。青年时期,他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进而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和伦理道德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的反规范文化思想。     

陕北信仰民俗探析

陕北的庙宇、神堂和窟龛大体上可以分为因神话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及杰出的历史人物修建的庙宇、因俗神崇拜建造的庙宇、神堂和神龛和因宗教信仰修建的庙宇与石窟三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陕北庙宇的修复和新建以及一家一户的神堂神龛的不断建造,几乎村村有庙,家家有神。陕北民间信仰的神灵并无严密的体系,也无一个至尊之神,而是一神多能、一庙多神。民间信仰的神灵大体可以分为神仙、妖怪和人鬼三类。毛鬼神信仰、民间祈禳十分盛行。陕北信仰民俗迷信俗信并存但以俗信为主流,突出实用性功利性功能,呈现出原始信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埃及新王国时期神庙的功能与作用透析

神庙不仅是埃及新王国时期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在埃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政治上，它是王权神授，赋予国王权威与合法性的地方；在经济上，围绕神庙而发展起来的宗教经济，成为新王国时期埃及国家经济的主体；在教育上，通过对神的膜拜，整合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发挥着公民教育功能；同时神庙还是科技文化中心，具有传承文明的功能。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