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

文艺美学学科产生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呼唤美与文艺应有地位回归的历史背景之下。它是一门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艺术的审美经验是其理论出发点。它的产生同当代的哲学—美学转型密切相关,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精神在当代的发扬。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中介性、关系性和情感性内涵使得文艺美学学科起到对我国当代美学—文艺学学科改造的作用,也是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总结与提升。文艺美学学科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其主要研究方法,也适当吸收其他有关方法。     

文艺学范式的重构及其文化阐释

面对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学研究遭遇的"合法性危机",多学科、多视角的范式重构是时代的必然。理论范式的每一次转型背后都有文化权力、社会力量的角逐,多元文化力量的博弈并不对等。文艺学多元范式的对话、协商、平等竞争应是文艺学研究的常态,它们将共同建构文艺学研究的新格局。只有洞悉范式背后的文化权力,才能领会范式的何以可能。     

论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接受模式的转换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崛起后所显示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传统审美文化接受模式的颠覆和转换.如果说,传统审美文化接受主要表现为以个体的内视性阅读为依托,以艺术性审美为诉求,以一元化的单一接受模式为路径,那么,当代审美文化则由个体性体验转向了集体性狂欢,由内视性阅读转向了外视性"看图",由艺术性审美转向了娱乐式的泛审美,由一元化接受转向了多元化接受.这些转换既有其合理性及其积极效果,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     

人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突出主题。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围绕这一主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尚未获得根本性、整体性的突破。文学泛化现象的出现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遭遇到严峻挑战,文艺学已经陷入范式危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重新审视文学本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实现理论范式的转变,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推进到新境界。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审美媒介化"与"审美疲劳"

审美泛化与文化工业化相互作用带来审美的媒介化.情感是审美的核心,技术是媒介的特点,当情感逻辑遭遇技术逻辑,媒介在煽情的同时也带来大众的郁闷,导致情感上的缺失.应当积极引导和优化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舒解审美媒介化带来的身心疲劳.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

作为当代西方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媒介生态学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以及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技术和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研究模式框架,以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问题,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     

文艺与审美及其他——关于文艺观念的一些思考

本文主张破除过去运用“一元”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给文艺的本质下定义,应以“多元”的、立体的、多向的、辩证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模式探讨文艺的本质与特征。认为在文艺的多重性质中有一个核心的性质,在文艺多元的观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在文艺观念的更替和变化中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即审美。文艺是以审美为核心的多元性质的统一体。作者指出,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出现的许多弊病,大都与两个失落有关:即主体性的失落和审美性的失落。文艺要克服弊病,走出绝境,摆脱危机的出路:一是建立和发展文艺的审美社会学,二是建立和发展文艺的审美实践论,三是建立和发展文艺的审美心理学。     

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问题

媒介变化与审美文化创新之间是互动的和促进的关系 ,这种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程。当代媒介的变化必然为审美文化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 ,也给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出了诸多重要的理论课题     

口说文化、文字文化、媒介文化

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口说文化到文字文化再到当代媒介文化的变迁。当代媒介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 ,有必要把握媒介文化生活的特点、好处和风险 ,对媒介文化生活进行批判性研究     

数字媒介与具身体验：旅游城市品牌的构建路径

随着数字媒介在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深入渗透,旅游城市品牌主导权逐渐由官方组织向媒介用户和旅游者过渡,旅游目的地的营销环境与模式发生了巨变。网红经济赋予了城市空前的关注度,数字媒介成为传播城市形象、构建旅游城市品牌新的重要途径。哈尔滨旅游爆火出圈证明了数字媒介与具身体验的良性互动是旅游城市构建品牌的有效路径。在数字媒介与具身体验的良性互动中,旅游城市品牌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双重空间中的有效传播与塑造,突破了传统媒介语境下主客体二元区分的状态,旅游者也成为品牌构建的主体。通过个人的旅游实践参与和旅游体验分享,城市品牌形象不仅是激情昂扬的官方叙事下的正式表达,也是充满人格特征的个性化表达。因此,随着数字媒介影响力和用户主观能动性持续增加,旅游城市品牌构建急需从政府部门投射城市品牌形象、主导构建品牌的传统模式转向多主体参与、多空间联动的多轮驱动新模式,探索形成以旅游产业为关键主体,联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空间,兼顾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三个阶段,激励旅游城市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当地企业与居民、旅游者、数字媒介等多元主体共创共享的城市品牌构建路径。     

范式的转换与观念的更新——评徐岱《艺术文化论》

《艺术文化论》是徐岱出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艺术文化的专著。本书在确定文艺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上,运用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美学、形态学、发生学、文体学等各种方法对人类艺术活动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不但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且在总体上也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艺理论研究的传统范式。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始终面临着范式转换的问题。对于传统的范式,大多数中青年学者都已发现了它的局限,但是,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范式取而代之,却是一个有争议的并且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文艺学以哲学为指导,机械地演绎哲学原理,造成了许多弊病,因     

论审美媒介化在大学生审美教育中的利与弊

审美媒介化即大众媒介成为审美活动的阐释中介,是审美泛化与文化工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大学生审美教育带来便利,为大学生审美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手段;它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审美所积淀的游戏法则形成威胁。     

媒介生产:文化生产方式的时代变革

人类文化生产史是媒介逐渐介入、影响乃至掌控文化的发展史,是文化生产媒介化变革的趋向,是一部文化的媒介生产史。从古代到当代,媒介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达,影响力日益增强,也越来越在文化生产中发挥巨大的制约作用,在当代已经形成了新媒介文化生产方式,这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从信息全球化到信息地缘政治:互联网思维逻辑的演进与趋势

2020年8月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互联网品牌抖音、微信等进行强购和打压,折射了当下互联网思维逻辑体系的深刻嬗变.互联网思维从最初作为被建构为共同信仰的"信息全球化",走向了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与对抗的"信息地缘政治".其特征也从最早的网络自由、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转向了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争夺战略制高点.其变化的根源来自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近年来,中美关系从对话与合作走向竞争,互联网行业间的自由互助逐渐演变为激烈竞争,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为对抗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建构而成的、带有明显西方痕迹的互联网研究,在新时代需要建构新的研究范式以适应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     

跨科学、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全媒体视阈下高校“红色文化”有效传播的多维探析

在以媒介融合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激烈,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各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加凸显。正视全媒体视阈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深刻认识高校"红色文化"认同危机的深层原因,才能更好的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巩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促进大学生身心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美学的实践转向与语言学转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到"后现代实践转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是实践转向的内在必然逻辑,它由现实的实践转向话语生产,话语生产就是符号化生产。话语生产不仅是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中介,而且是艺术生产的主要方式,也是人的主要存在方式,它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审美和艺术就是一种话语生产,也是人的一种符号化生存方式。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使语言学转向在现实中充分实现,即高度发展人的话语生产,从而以符号化审美实践对人进行审美教育。     

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

研究视阈是理论的主体性内核,是主体考察、研究对象的角度、层次、基点、线索、方法,往往凝结并表现为一个理论的核心范畴;视阈转换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内容和根本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视阈转换也就是范式转换,这种转换的意义正如库恩所揭示的:"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1]从视阈与时代的关系看,时代主题的转换决定研究视阈、理论范式的迁移;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具有新的主题,从而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视阈、新的方法;把握当代复杂社会,尤其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阈.     

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

西方书籍史研究从20世纪中期起至今经历了一次社会史转向。这场范式转换运动是源于书籍史本身的社会史范式契合,在新史学思潮、心态史和其他学科的外史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该社会史转向前后大致经历了年鉴派计量分析法、阅读史研究进路、深度描述理论和传播循环模式等一系列的范式变迁,并在西方掀起了新的中国书籍史研究热。西方书籍史的这一社会史转向也影响到中国书籍史和出版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当代西方文本阐释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限度

在多元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对当代西方文本阐释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使阐释学发展第三次转向的意义更加明确。它的理论研究现状表现为三个方面:研究视野从"形式主义"走向"多元视野"共存;研究范畴从"意义确定与否"走向"阐释本体";元理论分析范式从"文本意义的生产者"走向"文本意义的生产方式"。这三个走向表现出文本阐释理论研究与当代语境的互动,但仍存在一定的理论和实践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