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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孔令河、孟竹春同志为曲阜“仰圣门”事写的文章,简复如下: 今曲阜城南、北门各有“仰圣门”之说的根据是:《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记:“正南日仰圣门。”《曲阜县志》卷五记:“金声玉振坊南为县正南门,曰仰圣门。明胡缵宗题(后改为乾隆帝题)额曰‘万仞宫墙’。”但在北门外首门额上却醒目地嵌着“仰圣门”三字。拙文《曲阜文物古迹》《《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曾沿用南门成说。但日后渐觉不妥,在此后发表两篇有关的文章时,便采取了回避和“正南门”之说。到了一年半后的《孔林漫步》(《知识与生活》1982年第1期)一文中则又持北门说。理由如次: 一、尽管明、清时称南门为“仰圣门”,但门额上只有“万仞宫墙”题字,以前城上还有“万仞宫墙碑”。此门上下、内外皆无“仰圣门”字样,曲阜群众从来称“正南门”。二、孔庙是历代统治者祭享孔子的殿堂,历代统治者对其固然重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长眠于地下的孔林更加重视。如孔庙中的门钉多横七竖七,而孔林大门及墓门之门针则各为横七竖九,仿帝王制。因此。他们“进入”南门去瞻仰供奉“圣人”塑象的殿堂,不如“走出”北门去瞻仰埋葬“圣人”躯体的林墓更加隆重。故出北门“仰圣”不无道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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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曲阜与孔子位于祖国山东南部的曲阜,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古城,三千年前鲁国的故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后世为纪念孔子,在这里修建了孔庙、孔府、孔林(简称“三孔”)等古迹;又保存和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因而驰名中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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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曲阜孔林享殿前,立有《朱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会址》纪念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曲阜县革命委员会立)。对于此碑的来历,了解的人不多,以讹传讹的人倒是不少。例如,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众日报》第三版《漫话孔林》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尤应着重提及的,是一九四八年朱总司令曾在这所建筑物(指享殿)里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一九四八年,华东野战军于曲阜召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济南战役前夕,八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师范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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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方志等书有金朝末年“寇犯阙里”,火焚孔庙的记载。这里“寇”究指什么人?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兵,有的说是“红袄军”。前段有的同志著文论证“红袄军”说,断定这次火烧孔庙的是红袄军。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这是关系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现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红袄军”说的论据是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曲阜县志》,该书云: 贞祐二年春正月,寇犯阙里孔子庙,毁手植桧“。《孔庭纂要》云: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对这条材料应注意两个问题:1。《曲阜县志》是以《孔庭纂要》为兰本的,《县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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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丘的老家——山东曲阜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文物中,有力地戳穿了孔丘“仁政”的画皮。公元前五○八年,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在他上台后仅仅七天的时間,就把在鲁国享有盛名的革新派人物少正卯残酷地杀害了。在古鲁国南门外(今山东曲阜城东南三里的地方),有个“两观台”,当时在这里立着一个“两观闕”,它位于雉门(一称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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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故里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近代以降亦受到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西人来到中国内地传教,开启前往曲阜的“朝圣”之旅。在此过程中,他们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宗教背景去看待和解读所见所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他者视角。尤其围绕祀孔之地孔庙,他们大多记录了对这一中国式“神圣空间”的描述和感悟。行走在“孔子之城”的来华西人,近距离观察曲阜,深层次解析孔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这些旅行纪闻,既引发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多方位认知孔子提供了丰富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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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孔丘的故乡。历代反动统治者出自其政治需要,把孔丘“抬到吓人的高度”,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他们在曲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孔庙,建立了“衍圣公府”这个由孔丘的嫡系子孙统治的大贵族地主庄园。孔庙和孔府,是反动统治者为了推行孔孟之道而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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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鲁国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曲阜一带建国;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对当时各国更有很大影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鲁国建国前这一带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一) 鲁国建都曲阜。曲阜一带就是指以曲阜为中心的、当年鲁国的辖区而言。东汉应邵在解释“曲阜”之名的来历时说:“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今之曲阜城东,还残留着一个委曲八、九里长的大阜。这一情况说明,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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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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