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互动关系

语言学家从未间断过对语言符号形成因素的研究,并试图解决由此产生的"语言符号的第一性是任意性还是象似性"这一问题.事实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研究语言符号的生成,可以得出结论:二者在语言词汇形成的过程中是互相补充,共同作用,缺一不可的互动关系.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探析

近二十多年来,围绕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国内外一些语言学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象似性的角度对任意性原则提出了质疑、挑战甚至否定。本文在理清任意性和象似性内涵的基础上,就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发表了见解。结论是,任意性和象似性在语言中同时存在,前者存在于符号个体层面,后者存在于符号组合层面（如复合词、派生词、句法结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任意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     

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的探讨

在对任意性同词的音义间的理据关系进行考察之后,本文表明语音象征、拟声词和感叹词的理据性程度低,不是对任意性的挑战;象似性和同源词的派生理据不仅是语言符号相对任意性的体现,而且是对任意性原则的补充和完善.     

元杂剧人物命名的象似性与理据性

元杂剧的人物命名体现了汉语的理据性和象似性的特征。象似性是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的相似关系,元杂剧人物命名的象似性特征表现为:在人名用字的书写形式上具有图示象似特征,在语音形式具有谐音象似特征以及隐喻的使用三个方面。隐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隐喻的特点是通过某一类事物来理解另一类事物。元杂剧人物命名中隐喻性人名所占的比重较高。理据性指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的、可论证的联系,理据性在人物命名方面主要表现为转喻。转喻则是通过事物的某一特征或与其他事物的特殊关系来认识该事物。元杂剧一些人物命名直接以人物的长相、穿戴、身份、行为特征等为依据,属于以转喻为认知基础的命名方式。     

民俗符号的象征意义

人类生活的经验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民俗象征符号的世界。民俗符号系统是由俗民生活中鲜活生动的民俗事象本身固有的结构所构成,由表现体、对象、背景性概念三个要素的关系之间作用而形成规律。民俗符号可分为语言系统的民俗符号和非语言系统的民俗符号,它们都各自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象征意义。     

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

农民工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制度性的安排，一种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的社会安排，包括先赋性的制度安排，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业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味，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最初的社会化和先天的类别化安排，这是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的最初动力；其次，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社会分类是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过程。     

漫话渔父形象

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绘画中的渔父形象，折射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渔父是一个文学形象，渔父是一种象征符号．渔父是一种人生观的外化。     

语言的人性与人的语言性——论人类语言符号的文化视界

20世纪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焦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性特征: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即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在人际和代际传播。人用象征符号赋于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而语言正是人类创造的最完善的符号体系。古代埃及人曾把全部过去的时间分为三段,即神的时期,英雄(酋长)的时期和人的时期。作为     

数字媒介视像中"象数"符号系统探微

数字时代,技术为艺术构筑了一种全新的视像符号系统,该系统创造的数字视像艺术始终处于生成变易之中,表现出与中国传统象数符号系统及其意象思维相通的特质.时比分析两个系统发现.以"现象以定数,定数以立法"的象数符号系统表达模式,在数字媒介下发生倒置.因法而运数、运数以立像,立"像"以尽"意",是数字视像生成的原理.数字视像艺术的符号系统,实质上是"象数"观的逆向展现.象数符号与视像符号系统跨时代、跨地域、踌文化,在当代数字文化语境中实现了深度、有机的融合,体现出人类对艺术规律的本能追求.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批评

本文认为原型是一部凝缩和积淀了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历史,原型批评是一种“精神考古”。历史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但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感觉世界的特殊符号——象征,却用最简洁的形式贮存着人类那部惊心动魄的历史。从原型批评出发,本文分析了中国古老的象征系统——兴与象。作者认为《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最早对原型的理论表述,而兴象系统中那些富于联系和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看出,兴象根源于远古文化传统;兴象是一种深刻的象征;兴象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依据兴象与原型的联系,文章找到了《易》与《诗》作为表现方法的共同文化基础,阐述了《易》之阴阳与《诗》之男女的逻辑联系,破译了《易》与《诗》作为兴象之物的密码系统。     

“祝福”习俗及其诠释

民间习俗是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库。本文通过对浙江绍兴地区岁末“祝福”习俗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解读，从“成熟与收获”、“死亡与离别”、“终结与回归”三种文化图式上来分解“终结”这一时间概念所蕴涵的复杂意义。目的在于理解中国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探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基础。     

话语指称研究说略

话语指称是指称的一种视角,研究实体在话语主题组织中的重要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话语指称成为指称研究的重要课题.话语指称和语义指称在研究角度、在编码中的作用、判断手段以及分类等方面都不同,与语义指称相比,话语指称与语言学的关系更密切,也更具可操作性.话语指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象似性与诗歌翻译

象似性理论揭示了语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映照关系,为文学文本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操作工具。本文运用映象象似和拟象象似中的一些典型原则探讨了象似性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作用,结论是：在诗歌翻译过程中采取象似性的视角和切入点,有助于从语言形式的翻译入手得到＂形神皆似＂和＂意美、音美、形美＂之理想翻译效果。     

超越现实：论现代影像的象征性

象征是超越现实提升影像艺术品质的重要途径。象征的本质是对物象原型进行主观化的建构而形成的具有某种指向性的＂联想的整体＂,以达到发现和表述世界意义的目的,从而形成具有符号意义的价值影像。象征的原型也许是很日常化的,但因此会更有普遍性和深刻性。影响象征的因素最主要是传统文化心理,突破艺术家自身的感觉防卫系统,构建开放式的思维结构是提升象征品级的关键所在。     

作为反表象主义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仍然蒙受着一种地域主义的氛围,对皮尔斯、詹姆士和杜威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其故乡美国。英国哲学家往往象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那样极其鄙视詹姆士和杜威的思想,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哲学家们往往把皮尔斯视为符号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但他们很少象詹姆士和杜威那样遵循皮尔     

中国傩文化与非洲面具文化之比较

面具是一种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是人类思维意识发展和宗教情感的产物.其造型艺术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它成为最能突现人类文明的戏剧标本.非洲面具与中国傩面具在世界面具文化中较为突出.两国虽分置于地球的两端,但在面具文化上却有极多的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鹤意象

鹤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历代文人常以鹤为喻,以象征君子与隐士,比附夫妻情笃、父慈子孝以及朋友情深,代表志士的宏大志向与人格追求,使之一成为一种道德伦常的载体,一种积淀民族思维与心理的文化符号.鹤意象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相沿承袭,并不断演绎与拓展,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学星空中组成了一个多彩纷呈的鹤意象群.     

符号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记"符号学与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

一符号学是由语言学发展而来。鉴于人类对符号的理解是受到其生长地区的文化影响,因而需针对人类运用符号的现象,以语言学理论及符号学理论来分析其民族的生长背景及其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将一切表达形式都视为一种符号系统,符号学探讨符号的形式和意义。按照符号学的观点,世界上的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符号系统,事物的一切表达形式都可看做是符号,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文化都是符号的组合,同时这些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符号学讨论的重点是符号的形式及其代表的意义。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于2 0世纪60年代的法…     

真、意义与解释——戴维森意义理论探究

戴维森基于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构造了一种非弗雷格式的意义理论.他放弃了在内涵框架内讨论意义问题,而通过纯外延的方式同时遵循整体论的原则来刻画一种语言的意义.这种做法引来了不少质疑.纯外延的方式与戴维森最初的愿望,即意义理论应该是处理意义而非指称的,是背道而驰的,最终将导致他的意义理论又蜕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弗雷格式的指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