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莎士比亚——关于是“pith”还是“pitch”的探讨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剧中有许多处用了长段独白来表现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思想斗争。第三幕第一场中“To be,or not to be:…”这段关于生死问题的独白,通常被誉为“哲理性独白的名篇”,为世界各国人民传诵不辍。这段独白中第31行是:     

波洛涅斯在《哈姆雷特》中的作用

波洛涅斯是《哈姆雷特》中众多人物关系的总纲 ,他是莎士比亚在这一悲剧中操纵人物的枢纽。本文以波洛涅斯性格分析为起点 ,通过他在剧中对人物命运发展的影响和情节发展的调节两个方面来论述他在剧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部分通过情节分析揭示了波洛涅斯昏庸腐朽不辨是非的思想性格 ;第二部分从波洛涅斯对哈姆雷特、奥菲利娅、雷登斯、吉尔吉斯吞、罗森格等命运的影响来论述波洛涅斯在《哈姆雷特》中的纲领性地位与作用 ;第三部分从波洛涅斯之生与死对整个戏剧情节的缓冲与带动两个方面论述了波洛涅斯这一人物对戏剧情节的影响作用 ;第四部分论述波洛涅斯这个人物在戏剧中的作用对我国现代戏剧《雷雨》的影响     

延宕的思考者——蔡伯喈与哈姆雷特形象比较研究

东、西方戏剧史上,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相似的思考者典型。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诞生的哈姆雷特形象以人生的负重者出现,他的个人悲剧代表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悲剧,他以忧郁、延宕的性格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名。中国明代古典戏剧《琵琶记》中的蔡伯喈,背负沉重的人生思考,包涵深厚的文化性格,与哈姆雷特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二剧皆对主要人物延宕为主的性格进行渲染,并由此展开尖锐的戏曲冲突,但矛盾的调解方式及结局却大相径庭,由此烛照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戏剧观念的差异。     

对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独白的逆主流思索

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中著名的“To Be,Or Not To Be”独白,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诠释。主流派认为,应理解为“生存还是毁灭 ”;非主流派则认为,应理解为,“继续向罪恶斗争还是就此罢休”。本文从To Be ,Or Not To Be独白前,独白时和独白后三者的内在互联关系和哈姆雷特思想 活动脉络对To Be,Or Not To Be独白进行了逆主流思索。作者认为：“继续向罪恶斗争还是 就此罢休”的诠释更接近于莎士比亚的本意。     

生死思辨与悲剧意识

生死问题贯穿于《哈姆雷特》的整个剧情,并在剧中占据中心地位。莎士比亚通过剧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遭遇表达了他对生死问题和人与命运的思考,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共同的悲剧意识。那段“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极富哲理性,引发的亦是关于生死的思辨。     

人物独白法

人是万物之灵长,具有细腻的情感、丰富的思想。通过人物独白,让人物说出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或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想法,可以对人物进行细腻的心理刻画,让人物直抒胸臆,坦陈心迹,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更真实更直接地了解人物性格,往往能取得真切感人甚至震撼人心的表达效果。独白方式产生较早,柏拉图所倡导的“心灵的自我谈话”实际上就是独白。独白在戏剧文学中运用较多,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王子复仇前用许多内心独白来揭示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独白在小说中的运用也是常见的。高尔基《母亲》中,尼洛夫娜在被敌人发…     

在“花朵”和“地面”之间——汪荡平戏剧作品分析及对现代戏剧创作的思考

汪荡平的戏剧作品 ,以其主题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人物的世俗性和诗意性、情感的喜剧性和悲剧性、艺术表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启发我们对现代戏剧创作审美定位的思考。现代戏剧 ,应该把“舞台”搭建在“花朵”和“地面”之间、“诗意”和“凡尘”之间、“高层”和“平俗”之间     

经典重释：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哈姆雷特》解读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野重新解读文学名著,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而且为深入阐释作品的主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以“为父复仇”这条伦理主线所营造的文本伦理语境为环境,通过分析戏剧中哈姆雷特伦理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伦理效应来阐释作品的伦理特征。     

一朵迸飞异彩的心灵火花——繁漪“雷雨“性格分析

《雷雨》中,曹禺塑造了最具有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繁漪。她“雷雨”式的性格在剧中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和她的悲剧形象交错在一起,体现了这一人物悲剧性格的深刻性。繁漪那火炽热情,强悍灵魂的本质是时代的觉醒。她就象一朵进飞异彩的心灵火花,令人目眩耳鸣,心荡神摇,又是如此短促,倏而消逝。     

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中分裂的双重人格

奥尼尔著名悲剧《榆树下的欲望》一反西方戏剧只注重刻划人物行动与外在矛盾的传统,将人物心理冲突的刻划上升到主导地位,其中塑造了三个分裂的灵魂,他们的精神世界经常在“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彷徨,无力平衡内心矛盾,从而被分裂、异化成双重人格——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最终走向毁灭。在探求人物复杂心灵方面,奥尼尔明显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带灯夜行：且行且吟的乡土悲歌——贾平凹《带灯》女主人公意象解读

贾平凹长篇新著《带灯》聚焦于“乡村病”的书写.一是基于小说结构的“出走——外来”模式,阐释其视角陌生化与间距化的审美效果;二是通过带灯书信体的心灵独白,离析出农村基层问题的驳杂性与其性格组合的矛盾性;三是经由带灯“夜游症”意象分析,解构理想者的精神苦役与政治话语的游离;四是坐实在文本的叙事策略上,剥离出叙事交流的断裂性与实效性,内中探究作者叙事声音的罅隙性在场.     

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初识

国内学术界迄今认为,犹太古典文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适合舞台演出的戏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首次对一部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予以评介,认为这是一部雄浑、悲壮、自豪而充满自信的历史剧,它艺术地展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历史意义;其戏剧艺术主要得益于典范的古希腊戏剧,尤其是雅典的悲剧,剧作家以西结有意识地遵循舞台演出原则,把《出埃及记》中一些无法搬上舞台的叙述性语言转换成人物独白或对话,在幕、场的设置,诗韵的运用等方面对古希腊戏剧既极力模仿又有所突破,大体做到了“犹太躯体与希腊服饰”的合一。     

爱德伽伪装疯丐的人文意义

《李尔王》既是李尔因颠覆理智走向疯癫的悲剧史,也是爱德伽由无端含垢在困苦中磨练的成长史。莎士比亚通过非常态人物的塑造和伪装情节的诗化描写,向世人叙述了爱德伽这一戏剧角色经伪装疯丐承受磨难,历练困苦中的精神追寻,从“单纯”走向“成熟”而实现了人格升华的历程。     

“他性”之维:论戏剧《维纳斯》和《在血泊中》的“他者”形象与建构

“他性”是美国当代杰出戏剧家帕克斯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维纳斯》和《在血泊中》即展现了种族和性别维度上的“他性”。非裔女性由于人性和性格弱点以及主流社会的合力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命运,成为黑人社区和白人社会双重视阈下的他者和受困者。而舞台演员、剧院观众和戏剧读者共同见证了这些非裔女性形象的生存困境,于是她们成为“他者”和面对“他者”的二元性在剧中得以凸显。帕克斯戏剧通过揭示非裔人物他者形象的呈现与构建,以期引起人们对非裔女性生存境遇的广泛关注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真正的种族和性别平等。     

把握人物形象,力求更信更达更雅——《红与黑》重译漫谈

“信、达、雅”依然是我们在翻译中必须遵循的原则。翻译中,人物的心理、言行必须符合人物的典型性格,符合人物的相互关系。翻译应注重整体把握,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要是形似与神似发生矛盾,宁可离形一尺,也不离神一寸。译文不仅要表达原文的表层意义,更须传达出原文的深层意蕴,还得注意语意的衔接。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文学翻译要表现出作者的风格、文采、让读者感受到文学特有的美。应尊重并珍惜原文中固有的形式美,或对偶、或排比都应尽可能保存。     

诗笔凸显的罗马精神--浅谈莎剧《裘力斯·凯撒》的主要人物形象

古罗马精神是西方精神文化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它以伟大而崇高的品性显示出动人而持久的魅力。虽然罗马的辉煌早成远年陈迹 ,但这精神却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溶化于欧人的血液。莎士比亚景仰它、崇尚它 ,这位戏剧艺术的天才 ,以深彻的理解力和豪迈的激情将之凝聚于笔端 ,悲剧《裘力斯·凯撒》通过凯撒、勃鲁托斯、安东尼形象的塑造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该精神。而这几个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人物复杂的性格刻画 ,演绎出一部惊心动魄的政治哲学历史悲剧     

在人心的原始森林中探索 --台湾女作家欧阳子小说解读

作为20世纪60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欧阳子的小说极具反叛性格和挑战精神。她的作品不是讲述常态下的婚姻爱情故事,而是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写实方法和越轨的笔致,去描写各种非常态下的情爱困境,意在发掘人生故事背后复杂的性心理和潜意识。从这种角度剖析爱情婚姻与人性欲望的悲剧,大胆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使欧阳子有着“心灵外科医生”的成功,也遭遇着毁誉参半的风险。     

探讨中国妇女解放的心路历程——以莫言作品《蛙》中的姑姑形象为例

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蛙》,成功地运用了书信、小说、戏剧等跨文体写作的艺术手法,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成功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位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的形象。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分析始姑的人物形象。指出姑姑作为中国解放妇女的特点和局限性．姑姑的人物性格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姑姑的悲剧命运,是典型环境中的人物悲剧命运。姑姑身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对农村落后的生育习俗“重男轻女”的反抗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担当的立志要改造社会的自觉参与和主人翁的忘我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责任感。姑姑不是一个简单的脸谱化的正面形象或者反面形象,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中国解放妇女形象。     

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与第五折存在的合理性

王实甫的名杂剧《西厢记》自产生以来,历经七百多年,盛传不衰,成为我国古代戏剧文学中的一颗奇葩。其卓越之处,不胜枚举。但对第五本以张生高中状元,崔张最终完婚大团圆结局的处理手法,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明清时就有不少批评者对此深表不满。金圣叹批改《西厢记》时干脆把第五本一刀砍掉,以“草桥店惊梦”结束全剧;建国后,有些学者如徐朔方、王季思等认为,崔张的爱情只能是个悲剧,团圆结局的存在是缺少现实根据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从人物的性格、主题、情节发展等方面出发,论证了大团圆结局的合理性,认为第五本“张君瑞庄团     

回民族心灵铸造范型 --《穆斯林的葬礼》价值论

文化含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重要尺度 ,《穆斯林的葬礼》藉着悲剧冲突、文化冲突、内心冲突塑造了韩子奇、梁君璧等在文化意义上达到典型高度或具有典型性的形象 ,表征着回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超越、更新 ,走向现代化的心灵历程。霍达不受西方中心论和文化孤立主义、文化激进论和文化保守主义影响和制约 ,站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时代高度 ,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辩证态度 ,审美地表现和理性地评价不同类型的文化人格 ,礼赞在文化撞击和融合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大写的“人”。瞩目当今世界文化语境 ,参照新时期回族艺术人物谱系 ,霍达笔下的穆斯林形象堪称重塑民族魂、中国魂的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