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图书馆的科学管理

迄今,各派科学哲学家为了理解科学的进步,已提出了关于科学进步的种种不同模式,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累积进步模式”、库恩历史主义的“范式变革模式”、L.劳丹的“科学进步的解决问题模式”以及我国学者林定夷提出的“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式”等等,而本文则要着重介绍和评述波普尔的“逼近真理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和其它模式一样,受到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尖锐批评,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波普     

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

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已在批判西方文明偏至弊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这一主张仍有现实意义。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借鉴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力避“西方之祸”,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民族素质,重构我们民族新的理想的文化人格．     

毛泽东与梁漱溟现代化思想之比较

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先于中国，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了现代化的变革，并且，作为现代化后果的弊病已日益严重。这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刚一起步，就面临着“学习西方”和“超越西方”的双重任务。现代化和超越现代化这一在西方是历时态的问题，在中国却共时态化了，如何解决历史认知与价值选择之间的深刻矛盾，就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无法绕过的艰难课题。检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和梁漱溟无疑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典型范式。也因此，…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环境

明末清初,即十六世纪正是世界经济关系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商品经济按照自己发展的规律,已开始萌发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之一,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又尚在发展的初期,他们需要中国的商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意识形态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入到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人文科学。尽管冷战的结束证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进步”上的失败,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是这一学科本身及其内部等级划分的合法化证明;而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又成为了“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化证明。正是这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显得异常必需与紧迫,使得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显迫切。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焦虑也满怀期待,由此催生了此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乌托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现象,它有中西两种源头,可分为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唯情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类型。乌托邦文学反映着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传递方式的变化,代表着一种中国人在西方这一现代欲望介体的引导下自我变革的要求。现代中国人开始普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真诚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就可加以改变,这使他们由传统的“信命论”者转向了现代的“抗命论”和“造命论”者。     

中国文化海外观

中国拥有令西方人钦佩的古代文明,西方人把中国与西方对“帝国”的不同概念相混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敬畏,甚至畏惧,但事实上中国向来不具有侵略性。明清期间,西方社会的发展与中国文明的相对滞后使中国文化在外国人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对自身文化与文明进行了批判。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但值得中国注意的是,实现国家富强必须与发展民族文化并重。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论茅盾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当西方现代派文学从兴起到逐步确立之际,它的信息就传到正在经历历史性变革的中国文坛。“新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先声,一度以最进步的文艺思潮被介绍,在“纷如乱丝”的中国文艺界奏出一曲独特的插曲。而最可注目的,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茅盾,当时也曾将“新浪漫主义”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方向而加以提倡。此后几十年,西方现代派文学走过了一条崎岖而又迥异常规的路程,中国现代文学则沿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前进,终于汇成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茅盾则以这一主潮的伟大代表为世公认,以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而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     

颠倒等级与“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

本文剖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主义”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内运用的一种策略——颠倒等级,作者认为,这正是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所采取的叙事策略。文章通过对几位作家的创作手法和具体作品的分析,论述了他们在小说叙事话语中所进行的实验性变革及其面临的困境。     

人类世权力话语的建构——论21世纪西方气候小说的中国形象

在21世纪，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气候变化小说则是这一场域的重要载体。西方作家通过三种策略，建构了西方主导的、关于中国的人类世权力话语，即把气候变化全球问题“中国化”、气候变化“中国问题”政治化以及将中国历史文化符号化。这三种策略形成一种连环结构，将中国形象定格在西方话语谱系之中。对21世纪以来西方气候小说中的中国元素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中套”，深刻把握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意图，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而且可以反思人类世问题，探索走出人类世困境的正确路径。     

关于东方道路理论的问题——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

一、东方道路理论的产生东方道路理论,指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理论,是许多关于这问题的学说的总和,是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及世界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15世纪末,西方人来到印度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世界.但曾几何时,这些在东方物质文明前自愧不如的冒险家就发现:东方人怕他们的大炮.此后两个世纪,来到东方的西方人越来越多,他们眼看着自己国家日新月异的进步,东方国家(当时主要指土耳其、印度等)却不断衰落下去,遂逐渐产生了东方停滞、西方进步的思想.到18世纪后期,西方人     

试论西方人权观及反华议案的实质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中国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这几年在各方面包括人权领域,已取得长足进展的事实,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大肆歪曲、攻击中国的人权,企图以“人权外交”为主要手段推行西方的“人权、民主和价值观”,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观念和社会制度,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自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连续六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抛出反华议案,都相继遭到失败。这充分说明,反华不得人心,借口人权干涉别国内政不得人心。     

政府领导与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关系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重新兴起,大有成为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主流的趋势。这一思潮在空前发展中自然也传入中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有些学者做了某种变形,并把“国有”现象与政府管理绝对地等同,似乎弱化政府管理就可以解决像产权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本栏目的6位作者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们曾共同探讨了政府管理必要性这一问题,认为法治下的社会经济管理应当是政府管理的强化,至于所谓“中国政治的一个悖论现象,国家机构不履行国家职能,而是层层职能机构正在演变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主体”,则要归属另外一些研究范畴,譬如从行政建设方面予以解决。陈勇勤教授的论文主要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认为要区分国家与政府,要理解自治的度和政府管理的度,而与“K域问题”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管理的争论,关键在于以法制作为判别标准。柴志春、谢洪波、范国英、陶宏伟、王朝旭的论文分别针对中国土地市场、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国股票市场、中国金融、中国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希望这组论文能够推动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政府与社会福利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重新兴起,大有成为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主流的趋势。这一思潮在空前发展中自然也传入中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有些学者做了某种变形,并把“国有”现象与政府管理绝对地等同,似乎弱化政府管理就可以解决像产权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本栏目的6位作者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们曾共同探讨了政府管理必要性这一问题,认为法治下的社会经济管理应当是政府管理的强化,至于所谓“中国政治的一个悖论现象,国家机构不履行国家职能,而是层层职能机构正在演变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主体”,则要归属另外一些研究范畴,譬如从行政建设方面予以解决。陈勇勤教授的论文主要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认为要区分国家与政府,要理解自治的度和政府管理的度,而与“K域问题”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管理的争论,关键在于以法制作为判别标准。柴志春、谢洪波、范国英、陶宏伟、王朝旭的论文分别针对中国土地市场、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国股票市场、中国金融、中国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希望这组论文能够推动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政府对发展我国股票市场所起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重新兴起,大有成为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主流的趋势。这一思潮在空前发展中自然也传入中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有些学者做了某种变形,并把“国有”现象与政府管理绝对地等同,似乎弱化政府管理就可以解决像产权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本栏目的6位作者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们曾共同探讨了政府管理必要性这一问题,认为法治下的社会经济管理应当是政府管理的强化,至于所谓“中国政治的一个悖论现象,国家机构不履行国家职能,而是层层职能机构正在演变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主体”,则要归属另外一些研究范畴,譬如从行政建设方面予以解决。陈勇勤教授的论文主要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认为要区分国家与政府,要理解自治的度和政府管理的度,而与“K域问题”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管理的争论,关键在于以法制作为判别标准。柴志春、谢洪波、范国英、陶宏伟、王朝旭的论文分别针对中国土地市场、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国股票市场、中国金融、中国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希望这组论文能够推动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论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

作者曾在《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一文中提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历史作用都必须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制约。当19世纪6、70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时代条件下,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起过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当8、90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的已不再是要不要学西方而是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的时代条件下,洋务思想坚持反对对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从而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性,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本文将讨论在洋务思想因其丧失     

“后西方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当西方文明与追随西方的国家纷纷滑向困境之时,世界格局“西强东弱”态势依旧但“东升西降”趋势越发明显的“后西方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变革中到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发展实际对“后西方时代”的时空定位所做出的有利诠释,是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方案,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突破了西式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文明困境,又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提供了走向现代化、开启新文明的中国向度和中国智慧。     

清末朝野宪政思想的激荡

一、西方法制思想的传播与取舍明清庚子事变之后,蒙尘归来的朝廷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为了稳定摇晃的政权,他们对外要结欢列强,对内要重建皇威,不得不采取一些改弦易辙的措施,其指导思想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对西方法制思想的思考与一定程度的接受。西方法制思想的传入,可回溯到海禁初开之时。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曾注视西方富强的原因。他们从认识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深入到认识西方的政治制度。集中表现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浓厚兴趣。赞美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他们特别欣赏的是英、德式的君主立宪制,不喜欢美、法的民主制。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他们或详或略地介绍英国的议院制度,把西方的议院政治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