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伦理反思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如制造信息垃圾、侵犯网络隐私权、侵犯知识产权"、黑客"行为等不断涌现。为了走出这一道德困境,人们开始挖掘道德失范现象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尝试着构建各种网络伦理规约,对网络社会中失范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之归责原则的探讨

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直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却对直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起到了诱导或者帮助的作用,从而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中没有关于间接侵权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通过对国外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归责原则的评析以及对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分析,认为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应当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浅谈入世后我国体育用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面对新的世贸规则 ,急需加强对我国体育用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文章对知识产权的概念、特征 ,我国体育用品业知识产权现状和侵犯知识产权的成因进行分析 ,并阐述了应采取的保护措施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规范构造与规制路径——以平台责任为切入点

网络社会的勃兴在拓展行动场域之余,也深刻变革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规范构造。现实社会的知识产权犯罪呈现以内容方为核心的单一规范构造;而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则呈现内容方与渠道方(网络平台)双核心的复合规范构造。现行以“通知—删除”规则、侵犯知识产权类罪名为支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实践中效用有限：前者不当压缩平台责任;后者无视平台责任。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追究平台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责任提供制度可能,却也面临义务范围不明确、适用范围窄等问题。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制应以平台为切入点：其一,平台责任的有无与大小应采行为标准而非身份标准;其二,应在侵害知识产权类罪名增设“平台共犯条款”;其三,引入红旗规则扩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张力。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

应该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增设新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或者将一些具体的危害行为犯罪化以丰富现有犯罪的内涵;在入罪的门槛方面,应设定科学的、规范的入罪标准;缩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侵犯财产犯罪的入罪门槛差异;将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增设没收财产刑;增设资格刑: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在定罪与处刑上适用基本相同的标准。     

立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其他知识产权教学举要

“其他知识产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三大传统知识产权一样,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鉴于对传统知识产权的教学是循着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的立法规定展开的,其他知识产权的教学理应以现行法为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提供了兜底保护,立法将假冒注册商标等标识与侵犯商业秘密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将禁止假冒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规定为典型的反不正当竞争类型。知识产权法学教学中,其他知识产权的教学应当立足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教学重点应当围绕其他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产权的竞合和对传统知识产权的补充展开。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分析

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及其处罚原则的理解,是关系到适用刑法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产生竞合关系、牵连关系时,应当适用“数罪并罚”原则以及“轻法的封锁作用”理论,以期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确实保护知识产权制度。     

必要与可能：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基于多重视角的考察

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从外在现实需要而言,既是全球化的视野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趋同化的要求,也是国际法视野下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国际义务的要求.从内在理论基础而言,财产法视野下知识产权的权利脆弱性和易受侵犯性,以及经济学视野下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低风险性和高收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对刑法保护的强烈需求;同时,刑事政策视野下道德和"第一次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无效性,决定了"第二次法"--作为保障法的刑法的合理介入.     

论免费软件经营者的法定和契约义务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开放共享精神的发展、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改进,以及软件经营商业模式的改变,免费软件越来越多地呈献给广大互联网用户,随之也带来了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发生.软件免费经营如何实现盈利,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软件免费是否意味着软件经营者就无需承担义务？文章主要阐述了免费软件概念、内涵、盈利途径及法律性质,并通过对免费软件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契约义务的分析论证,提出有效的法律规制建议.     

从百度文库侵权案看避风港规则在我国的运用

为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促进互联网的发展,避风港规则应运而生。但基于国情及网络技术水平、国民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等方面的不同,由美国借鉴而来的避风港规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水土不服"。要想使避风港规则在我国发挥效用,就必须依照我国国情作出相应调整,细化证明规则,确立网站先赔付后追偿规则,加强普通民众的著作权意识,建立著作权人与网站合作共防盗版机制。     

从归责原则角度论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从侵权责任的角度进行规制,立法的完善应当从概念的掌握入手,了解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切含义,才可以讨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才能够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解决各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上的疑惑,以期完善侵权责任法下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的最新修正及其适用

在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规范体系进行了大幅修改,不仅加强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范供给,而且彰显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从具体内容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知识产权刑法的修改,主要表现为通过增设新罪和拓展旧罪的方式扩大知识产权刑法的规制范围,通过调高法定刑的配置加重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透过知识产权刑法规范可以发现,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全面保护知识产权、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和法秩序相统一的最新立法理念,这些立法理念对知识产权刑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正式施行,应当对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等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系统解释,以便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能够在司法层面得以充分实现。     

世博会域名与知识产权保护

世博会域名是具有知识产权性质的特殊标志,但是目前对世博会域名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法律空白。大量的域名侵权事实及世博会作为展会的时限性都说明应该对世博会域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世标条例》应增设相关的专项条款。     

知识产权犯罪数额之规范分析

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认定数额的标准可分为：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涉案物品数量、损失数额等。现有法律与司法解释未明确损失数额的具体内涵和计算方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犯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完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可增加“权利人经济损失”、“侵权品的制售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知识诚信与知识产权:学术不端法律调整的理论思考

学术不端的行为主体——知识创造和传播主体应享受的学术自由和学术领域的自治要求使得法律调整学术不端时只能限制于程序领域而不能判断具体学术问题,否则便是干涉了学术自由。学术不端与知识产权侵权没有必然联系表明知识产权法虽然能够调整部分学术不端行为,但是受到很大局限。通过分析知识诚信与知识产权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法律不能有效调整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     

《海牙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草案)》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建议

我国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制订《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时,应采取以下立场:(1)除版权及其相关的邻接权外,应尽量将其它知识产权权利有效性案件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外;(2)原则上应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排除在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排除,则应当限制当事人的选择范围:即只能在侵权行为发生地和被告住所地之间进行选择;(3)对于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可以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4)其它知识产权案件应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     

基于侦查视角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对策选择

在我国假冒盗版侵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市场经济秩序被严重扰乱、对外贸易受阻的严峻形势下,作为重要的刑事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担负着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之责。但因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以及公安自身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难获实效。公安机关必须积极研究破解之策。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探究

运用层层推进的逻辑方法,逐步论证了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但可能存在非典型的直接故意,最后阐述了准确把握罪过形式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动漫产业知识产权的维权困境与理性尊重——以《汽车人总动员》案为视角

《汽车人总动员》案的一、二审判决在客观上厘清了涉案动画的侵权事实，正确地适用了有关法律。由该案所引发的争议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在表面上，有关争议反映的是以抄袭行为为核心的知识产权维权困境；而在本质上，有关争议体现的则是本案各方以及社会大众仍在知识产权尊重意识上存在的理性缺失。有关争议充分表明，动漫产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社会对知识产权的理性尊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地通过宣传教育、执法、建立公共平台等有效方式，引导社会与产业理解与接受对知识产权的理性尊重。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