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于源语文本”是翻译的立足之本

目前翻译界对于翻译的"忠实原则"颇有微词,甚至加以严厉批判.无论翻译理论如何发展变化,"忠实于原文"是最基本的原则.抛开这一原则,任"译者"任意发挥,将不再属于翻译范畴.以源语文本为基础,译者对原著进行文学和文化上的再创造,既要对译出的语言负责,又要对其文化上的传承负有责任,这永远都是翻译的立足之本.     

汉译英中"翻译意识"的培养——汉英语言对比分析

汉英两种语言根植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它们之间的行文表达习惯存在明显差别.本文从汉英语言及其文化的差异入手,提出在汉译英过程中,进行语言对比分析,培养各种"翻译意识",以提高译者的素质和译文质量.     

翻译与文化背景知识

翻译既是跨语言的活动,也是跨文化的活动。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也只有反映文化才有意义。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通晓两国的语言之外,还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能深刻理解两种文化的异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仅语言意义上等值,而且文化意义上亦等值,使翻译流畅地进行。本文从中英文化的异同入手,对翻译作了简要论述。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感官隐喻的翻译浅探——以《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为例

作为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隐喻,其翻译和表达既需要从语言意义上来理解,更要从文化范畴来探究.《红楼梦》两个著名英译本——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中译者对感官隐喻的翻译处理表明：感官隐喻的翻译离不开文化的土壤——其翻译很大程度上基于译者的文化认知体验;这种体验重叠的程度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取舍.     

模因论下基因型网络文化用语的翻译

人类语言模因的传递是以基因般的模式进行的。从翻译的角度看,翻译要实现的是一种语言模因跨语言环境的复制和传播,这一过程是由译者对源语语言模因的解码、编码和新的语言模因在目的语中的传播两部分构成的。文章以基因型网络文化用语模因为例,探讨了基因型语言模因的翻译和被接受的过程。     

汉英文化差异下“和而不同”的兼容性翻译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维度去审视翻译,尤其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在汉英文化差异的语境下,寻求"和而不同"的兼容性翻译的呼声也愈加响亮。这一翻译理念强调"不同"与"和"两个方面,要想做到"和而不同"译者需要在翻译活动中应用"改写"和"补偿"的翻译策略。这两种翻译策略直接关乎译文的可读性和可达性,对于原文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能否被新的读者群接受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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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它是心灵的创造,因为再忠实的译作也少不了译者心灵刹那闪现的创作火花。所以,翻译不可能只是简单的语言对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要把握住原著的语言,还应掌握原文     

主体文化对译者的影响——以弗朗西斯·百灵致两广总督信件翻译为例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则是两者之间的桥梁,作为桥梁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主体文化的影响,进而对源语进行处理以达到被目的语读者接受的目的。本文以Francis Baring致两广总督的信件翻译为案例来说明主体文化对译者的影响。     

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学翻译是翻译中一个主要的门类和研究方向。许许多多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就文学翻译的性质、标准、方法、技巧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然而 ,在涉及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时 ,却谈的很少。我们知道 ,翻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语言层面 ;另一层面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活动层面。我们在研究翻译时 ,通常注重的是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驾驭能力 ,却很少把译者的心理活动纳入他们的研究视角。本文是以普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为理论依据 ,从译者的心理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 ,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分析 ,从而揭示其中的规律 ,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浅析《围城》中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双语言艺术,它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文作者思想的过程。好的翻译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但由于汉语和英语本身语言系统存在的差异性,翻译不可能做到字对字、句对句的完全工整。代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的一部分,小说文学语言表达中有着指称衔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翻译及两种语言的对比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汉英对照阅读《围城》发现,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多使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与译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截然不同。而译者在汉译时灵活处理英汉人称代词的不同使用习惯,使得译文语言规范,清晰易懂。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对译者语言选择的影响

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中的"忠实伦理"和"译者道德责任伦理"既相互牵制,又相互融合。二者直接介入翻译过程,影响译者的语言选择,影响的结果分别表现为译本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和"叛逆"。随着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译者的翻译思维和翻译方法趋向多元化,译者行为与翻译伦理之间的摩擦和碰撞更为频繁激烈。鉴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译者在遵循传统的翻译伦理思想的同时,还应用当前社会主体认可的"价值观"来规范译者的行为,以顺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这是翻译活动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采取的文化生存战略。     

谈谈科技英语翻译中的"貌"与"神"

文章着重讨论科技英语翻译中"貌"与"神"的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它们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特征,所以它们的语法(句法)结构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翻译(尤其是科技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努力用合乎逻辑的汉语来消除这种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当翻译过程中出现两种语言的"貌"离现象时,我们应当采取"貌离神合"的翻译方法,而不要过多地拘泥于原文的语法(句法)关系,生硬地翻译有碍于原文意思的表达.     

从翻译审美看创造性叛逆

随着译学研究的发展,翻译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过程;同时,译者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审美主体,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自身审美心理情感的折射对审美客体也即原作进行再现。因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创造性地再现原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自身对原作的审美评价,译者对原作的叛逆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即从翻译审美的角度看,创造性叛逆必然存在。     

旅行与文学翻译的象似性研究

文章从"旅行"的文化特质分析入手,指出在人类的旅行情结中,人类始终处于一种"在途中"的追求"再生"的状态,旅行中的获得使得人类得以超越,从而顺利地实现人与存在的对话.而文学翻译实践,随着语言自身的发展和意义阐释的无限性,遭遇着无定译的宿命,而究其实质,文学翻译就是文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超越.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实践与旅行具有极大的象似性.     

中英不同文化内涵对颜色词“红色”翻译的影响

颜色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跟颜色有关的词汇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等的不同,居"七色之首"的红色在中英国家有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译者必须熟悉这两种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在翻译"红"色时做出准确的判断,使译文满足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文读者的要求。     

翻译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原语文化会对不熟悉其文化的译者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想克服这一困难，译者就必须除了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外还要熟悉两种文化。应该从熟悉两种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寓言及历史典故等入手，重视对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与关注。     

论英汉互译文本中翻译变易的三个层面

变易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译者不得不作语言层面上的变易。语言上的变易有可能对译本的其他三个层面,即语义、风格及语用含义造成影响,这四个层面的变易现象常常会同时体现在一个词或句子上。通过英汉译本中的实例,分析后三个层面上的翻译变易,即语义变易、风格变易和语用变易,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及相应的变易受文化的宏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