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女冠及其对唐代文人创作的影响

女冠的繁荣是唐代出现的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唐代女冠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十分活跃地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当时的文人群体交往十分密切.唐代女冠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社会画卷,而且也为唐代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贵素材,是唐代诗歌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

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女性问题的言说往往纠缠着层层交错的矛盾与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矛盾以及小说的情节、内涵与作者、编者观念之间的冲突。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与他们职业作家和传统文人的双重身份密切相关。传统文人的身份使他们难以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而职业作家的身份使他们必须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必须让作品尽量贴近市民生活。这必然会使他们冲破很多陈旧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写出时代转型时期的女性,写出她们在礼教逼压下的反抗与挣扎,写出她们对自尊、独立以及婚恋自由的追求。从对创作过程的影响来说,传统文人这一身份的影响主要处于表层,而职业作家这一身份的影响则主要处于深层,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虽然新旧杂陈,但其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     

从女冠情词考察女冠的人生境遇

云游方外的女冠们因为特殊的身份成为文人士大夫的观照对象,在审视她们时,目光无不盯住女冠们的身体、体态、风韵、容貌和性事。女冠们在自创情词中,也在炫耀自己的青春美貌和对男女性事的渴望。作为"女色"一部分的女冠,表面看来生活潇洒自在,情感生活放纵,但她们只是获得了表面上短暂的超越性的生存,实际上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     

自我特征的丧失与男权意识的流露——对唐代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批评

唐代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是被男性观照的对象。是男性欲望的载体，是男性狂热世俗欲望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是唐代文人灵魂的生动记录。她们真正的身份——女性，得不到实在的确认，“失语”状态始终伴随着她们。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从本质上她们仍然是被男性权力话语驱使的对象。     

否定与叛逆：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姿态

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或现实均采取了一种怀疑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新时期西方哲学思想,如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文学的自由精神的延续。在小说中,这种自由则主要表现为对“边缘”人的挖掘与表现;肯定世俗生活;创作主体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等。其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她们所处的历史边缘地位的身份十分契合。总而言之,作家对历史的自为之路使历史文学变得丰富灵动。     

唐代女冠诗人：女性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代序

唐代"女冠诗人"与历代其他女性诗人,如宫帏诗人、闺阁诗人、青楼诗人的最大不同,表现在她们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中,借助宗教的遮掩,在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下,使被压抑的人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舒展,从而表现出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曲折追求,并因此构成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种令人深思的、特殊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邱瑰华<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一书比较全面地对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表达了作者比较深入的思考.     

宋代歌妓词人及其自画像

翻阅宋代文学就会发现:女性被重视远远超过前代.尤其在宋词中,已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同时,女性作为群体也空前积极地参与了文学创作.她们的作品以独特的面貌展示着宋代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情操,为研究宋代妇女在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女词人中,出入青楼的词人更加引人注目,她们的创作体现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不幸,这类词人被称为歌妓词人.宋代歌妓词人不胜枚举,如严蕊、洪惠英、聂胜琼,马琼琼等等,她们才华出众,审音识律,挥毫濡墨,登上须眉独占的文坛,以特殊的身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篇什,为处于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女子争了光.为什么大量的歌妓词人出现在宋代?究根溯源,这是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词文学的特点决定的.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唐代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及其人生选择--以李冶、鱼玄机和薛涛为中心

使唐代女性陷入婚姻困境的最大的原因是门第婚姻,出身门第族望不为时人所重的女性婚姻缔结的可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因为当时社会重视的是“贤妇”,所以身为才媛并不能在婚姻缔结上取得优势。具体考述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并观察她们为解脱困境所做的努力及其结果,从而理解她们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女冠诗歌的文本特色。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李商隐七绝艺术初探

唐代七言绝句, 古今推崇李白、王昌龄, 其实晚唐诗人李商隐独辟蹊径,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 婉曲中含远意多讽,含蓄里寓绵邈深情, 流转蕴藉兼而有之,其造诣之高可与王、李二人相比而绝不逊色。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论王维边塞诗的魅力构成

王维的边塞诗不仅形象地展示了西北边陲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还生动地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体现了劲健雄浑的盛唐气象,与其山水诗一起,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通过细读文本、梳理文献、考察文化,对王维边塞诗创作的主客观因素、文化背景及其艺术个性等方面进行整体观照,以期揭示王维边塞诗所蕴涵的独特魅力之成因。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同为遇合均未成,情趣迥异各显真——两篇唐宋时期的人与异类婚恋故事比较研究

同为表现异类女子与男子遇合而未成的故事,在唐人和宋人笔下却迥然有别。如前者表现的纤浓华丽,后者表现的平淡无奇;前者呈现的文采飞扬,充满诗情画意,后者体现的单调枯涩,缺少余韵等等,都无不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即使在那些难入主流的琐碎丛谈上,唐宋人都仍会寄寓各自不同的创作旨趣和追求。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