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所谓“忠王李秀成自传”的动机问题

罗尔綱先生在有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諸項著作中,基本論点有二: (一)1944年广西通志館至湘乡曾家据以拍攝照片与抄录之所謂“李秀成亲供”,因和龐际云所藏的所謂忠王“亲笔答詞”,及“忠王諭李昭寿手書”笔迹相符,而确定系出自忠王手笔,为“原稿无疑”。 (二)李秀成“供狀”充滿乞降語句,乃系效法三国演义中蜀汉大將姜維降鍾会的故智进行假投降。我对罗先生的論点不敢贊同,关于“李供”真伪,罗先生所列举之笔迹,經我商請有关專家科学鉴定     

书法论(下)

二 筆势 筆法是任何一種點畫都要運用着它,即所謂“筆筆中鋒”,是必須共守的根本法;筆勢乃是一種單行規則,是每一種點畫各自順從着各具的特殊姿勢的寫法。二者本來是有區別的。但是前人往往把“勢”也當作“法”來看待,致使承擧之人,認識淆亂,無所適從。比如南齊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蕭道成(齊高帝)嘗對他說:“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他回答說:“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八法对笔迹的鉴定》序

我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卷首印有《李秀成自传原稿》、《忠王谕李昭寿书》、《忠王亲笔答辞》三种笔迹的对照,以证明《李秀成自传原稿》并非赝品。年子敏先生把这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鉴定结果,年子敏先生在《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里报道说: 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笔迹检查说明书称:所谓《原供》与所谓《亲笔答辞》,“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忠王《谕李昭寿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谓《原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是曾國藩等所伪造的么?(上)

前言認真地研究歷史,認真地研究中國近百年史,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一年已經号召我們了。在中國近百年史里,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歷史,有很大的現实意义和一定程度的國际意义,可惜革命文物多被摧毁湮沒,所余已屬寥寥,加以反动头子曾國藩和繼承其衣鉢的御用学者竄改和曲解歷史,更增加了研究上的困难。例如,曾國藩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十四年,清同治三年)大量地刊印了所謂李秀成供詞,它所產生的毒素很大,入人很深,并且影响的时間是很長久的。到了一九五○年罗尔綱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問世,考証確实、注釋詳瞻,人們把自傳原稿看作是太平天国的信史,     

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

李澤厚先生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文史哲”雜志撰有“论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对康有为的“大同書”予以評价;但个人有几点与李澤厚先生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同李先生商榷,并向同志們請教! 一首先,李澤厚先生对“大同書”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來源未能作進一步的窥测。中國近代史,是从一八四○年鴉片战爭开始的。当鴉片战爭前后,由于清朝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外國資本主义勢力的侵入,于是產生了林則徐、龚自珍、魏源等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者;此后五十余年間,由于中國社会經济的演变以及民族資     

与苏联?覟酢ぐ病ぜs瑟夫維奇商榷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

親爱的約瑟夫維奇同志: 讀到您的來信,真使我非常高兴。謝苗諾夫同志所提出的看法,有些地方是和我相同的,我愿意就他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見,請您和謝苗諾夫同志指教! (一)首先应当討論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我觉得这个名詞是在五种生產方式之內,而不在五种生產方式之外的。要理解这个名詞的含义,应当首先参考馬克思本人的著作。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亞細亚的生產方式”,把它序列在“古典的生產方式”之前,如果說“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所謂原始公社制到奴隸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

一声调是指全字音的高低升降,主要是音的尖鈍关系,长短强弱是次要的因素。以声调区別詞义是汉藏語系語言的共同特征,汉語声调的产生和發展是有它的长期历史过程的內在趋势和規律,从現代汉藏語系諸語言的迹象来看,原始汉語沒有声調,声調的产生和發展是紧松元音遞减消失和声母清濁影响分記的結果。上古汉語有沒有四声,历代語言学家意見不一,聚訟莫决。明代陈第“毛詩古音考”提出古无四声的说法以后,清初顧炎武“音論”便說古人之詩,四声可以并用;后来江永“古韵标准”又同意顧說。上古汉語沒有四声的說法,几为学者所公认。及至段玉裁“六書音韵表”則謂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孔广森“詩音类”繼之又說入声創自江左,古     

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三家银行考

帝国主义在我国設立的第一家外商銀行究竟是什么牌号,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根据許多書上的記載。有的說是东方銀公司,一說是远东銀行,还有的說是东方銀行,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安世著的“洋务运动”一書里,說成是东亚銀行。但据我的考証,这第一家在中国境內开設的外商銀行的牌号应該是丽如銀行;上述的东亞、东方和远东各种名称,实际上都是从英文行名“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意譯而来的。 認为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所根据的资料,是1850年以来的“北华捷报”。但这是一份英文报紙,里面并无中文,因此所謂东方銀行云者,仍旧是从英文行名意譯而来。我們知道,在中国的一般外商企业,均各有一个中国行名,甚至把它作为商誉,在资产鱼債表里占着相当地位。所以,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似并不能从“北华捷报”上得到証实。所肯定的資料,系根据当时官文書的記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頁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頁71),又見之于私人的著述(徐润——“徐愚齋自叙年譜”);而另一可靠的证据則是“申报”。例如1884年5月21日申报載有丽如銀行倒閉和新丽如銀行重开消息,其間并无提到东方銀行或新东方銀行。关于这第一家外商銀行设立的年月,傳說也是不一。徐潤說它创立于1849年(“徐愚齋自叙年谱”);伪上海市通志館認为是1848年设立(该館期刊第二年第547頁);牟安世亦主此說(“洋务     

論梁啓超的史学

自清代初年兴起的考据学,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和文字獄的压力下,至乾嘉时代已經發展到了極盛的境界。当时的許多知識分子,不僅用考据的方法研究經学,而且用同一方法研究史学。这种研究学問的方法,直到十九世紀末叶,仍然在学術界中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梁啟超是在清代傳統的学術風气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少年的时候,他先后跟着祖父和父親讀了不少的中國歷代史籍。十三歲的那一年,他“知有段、王訓詁之学,大好之”。于是,开始了同考据学的接触。十五歲,他离开家鄉新会縣前往廣州,入嘉慶年間前兩廣总督阮元所設立的学海堂肄業,孉曈栐b詞章之学。在这个階段中,他受到了嚴格的考据学的訓練。一八九○年,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領袖康有为开始在廣州聚徒講学。他在教学中,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