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性走向方法:中国传统思维的当代改造任务

缺乏思想原创力量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突出现象 ,其根本症结在于 ,泛思维一直沿袭诗性经验思维方式而没有发展出严格的思维方法。而略带民族情绪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仍在阻碍当代学术反思深入指向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但是 ,认识活动确有不依人情的客观评价指标即认识效率。因为不同思维方式之间先天具有认识效率差别 ,所以 ,特定思维方式因牵连特定认识效率而固有优劣品质。不同的认识目的 ,逻辑地要求不同的思维方式 ,其中 ,诗性的无方法思维和逻辑性的有方法思维构成思维方式的两极。诗性经验思维方式具有经验封闭结构 ,使经验和传统这两个积极认识元素异化出反智慧的经验引力与传统引力 ,造成认识因循。相反 ,严格的思维方法本身具有对认识的逻辑塑造力量 ,推动认识自主发展。当代中国思想原创的前途就在于从诗性经验思维走向接受某种逻辑约束的方法思维。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性思维论

诗性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智慧,铸成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的诗性特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的整体观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总是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视为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视为一种既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又相互包容、相互统一的辩证性关系。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的想象性类概念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用现代诗性隐喻表现出了对作为整体象征的理想的精神家园的中国大陆以及作为具体象征的中国大陆的自然世界的向往与追寻。三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汉语中的象形性、暗示性、模糊性三个方面的诗性因子的激活与强化。     

教育史书写中的诗性与理性

中国教育史的书写应是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辩证统一。如果以摒弃诗性的纯粹理性思维编写教育史,容易使人们对教育史追溯时陷入认识论陷阱,无法揭示教育史上诗性教育的思维之果和实践之光。如果仅以诗性思维编写教育史,则无法形成理性的逻辑体系。在教育史书写中,应展现诗性与理性各自所长。中国古代的诗性教育发展具有围绕同一中心隐喻核扩展、超越性发展和弥漫的、滚雪球式渗透的历史特征。把握诗性教育历史特征,在教育史研究中应引入以显寓隐的隐喻思维、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相结合的显隐思维和万物一体的思维方式,不断丰富教育话语,发展理性与诗性相交融的教育史。     

“立象尽意”与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一直持"语言和意义"是可以相分离的言意观,并在这种"言意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立象尽意"的思想,滋长了中国文化中的"诗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只求"意会"的诗性思维方式和以"形象"来说理的话语策略。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对中西"言意观"差异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特点,从而更好地展开中西文化交流。     

论中国思维方式的转变与文化转型

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必然与该时期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应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     

江南学术文化的历史逻辑

在地域文化中,江南文化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由于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南文化是以质有而趣灵的诗性存在方式、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江南学人也以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形象有别于北方学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江南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化外,学术主体强烈的批判个性、学术题材的多元化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学术话语的重要特征。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消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在其后的自然天道、玄学、南禅、心学、诗学等江南思想资源中;由于诗性智慧的整体思维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与日常人生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表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的升华;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组成结构的松散,有利于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为此呈现出日渐繁盛的发展态势。江南学术文化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其中自然诗性、善于怀疑发见、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它与注重人伦秩序、代表着黄河流域的诸夏文化一起,以南北文化并立交融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意象性思维与象喻性文本

源于<易>的意象性思维,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式的感悟性体会与象征性表述的文化心理活动.它开启了中国诗性化思维的发展.在文学艺术创造中,这种思维方式化为诗之兴象的艺术思维方式.由此思维方式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系列经典的艺术意象.艺术意象呈现了象喻性文本的审美特征,并使此种类型的文本成为一种见仁见智的文本.也使其阐释的多元性成为一种合理的可能.     

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学价值观的生成

经世致用与修身养性构成了中国文学独特价值观的内涵。文学的实用与审美不分可溯源到原始艺术实用价值意识的原型结构。孕育中国文学独特价值现的本体潜因是思维方式。意象性思维方式脱胎于神话思维与易象思维，具有综合混沌具体性、神秘直觉性和情感性。魏晋“言意之辨”的归宿是“隐秀”论，文学的自觉并未敦促思维中的实用成分自律地脱“隐”。汉字具有象形具体性，汉语语法不以因果律为依归，这更使思维方式难以逾越诗性的樊篱。思维方式的唯一性与文学文体的最佳传播性能决定了诗性文体的权威性，思维方式又保护了文学的价值结构的世代遗传。“文道”观与诗化的修身养性观终于历史地生成并延续至文言文解体的“五四”时期。     

解读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审美意向

以“志在富民”为治学宗旨的费孝通先生,近年就不同文化的相互关系与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问题,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方针”和“要创造更高层次的艺术人生”等学术思想。费先生的这些学术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的沃土,蕴涵着宽容博大的美学情怀,值得从审美的、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深入阐发。这一方针的哲理蕴含着中国传统诗性审美意识,包含着人们对自然、他人和自我的态度及其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天人合一”是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在这种崇尚自然、注重自觉的诗性智慧中,与自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