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再认识” 的认识

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颇为流行。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再认识”的基础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去“再认识,,认识的目的是什么。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正是利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方励之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象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来。”显然,他们所谓的“再认识,,只不过是马列主义“过时论”的代名词,是要用他们那套“新理论”取而代之,进而达到他们否定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究竟哪个阶级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或“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历来存在着分歧意见。这里，我想简要地叙述自己的几点看法，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一）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史学界的同志们特别强调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不能够正常进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被人们所忽视，有些同志在评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总…     

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一类人 ,他们的经济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买办的产生、发展、评价作一新的探讨     

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交流和交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对世界历史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从19世纪中期中国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回顾历史,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国别史、世界通史,还是外国亡国史、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始终和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这一时代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买办”溯源

“买办”一词在史书中始见于明代。据《明史》卷八十二记载,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大学士彭时亦言:‘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营私,民利尽为所夺。请照宣德、正统间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于是减鱼果岁额十之一。”(《明史》七,一九九○页)这里的“买办”是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后来,凡官府或豪富之家从事采购的人员,都称之为“买办”。例如,明万历年间刊行的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回中就有多处提到“买办”:“这来兴儿本姓因,在甘州生养的,西门庆父亲西门达,往甘州贩绒去,带了来家使唤,就改名叫做甘来兴儿。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门庆常叫他在家中买办食用,撰钱。近日因与来旺媳妇宋氏勾搭,把买办夺了,却教来旺儿管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封建”概念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在中国,"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它和意识形态操作层面上所用之"封建"不尽相同。随着西学在20世纪初的大规模输入,西文feudal在我国被对应成"封建"一词。随之而来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封建"一词相当程度上的语义混乱,更由于其后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完全采纳,而致使有关本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以及如果经历过那么是何时进入的争论和聚讼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封建"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变迁最终导致了标准教科书中中国历史发展框架相关认识的固化。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对于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再认识

<正> 爱国主义是学术界争论多年的老问题,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以往研究爱国主义,是从下列概念出发的:爱国主义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历史和阶级的范畴,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具体地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不同阶级又有不同阶级的爱国主义。就其形式而言:在国家政治情况正常时,表现为“埋头苦干”或“以劳定国”等;在国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造成危局和灾难时,表现为“为民请命”或“敢言直谏”,要求改善政治;在国家遭到外来侵略时,采取各种形式,反抗和打击敌人;在剥削阶级和统治者倒行逆施、阻碍社会发展时,人民奋起反抗。如此等等,这就是我们若干年来研究爱国主义所遵循的原则。     

关于“再认识”的几个问题

<正>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总公式。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这一总规律、总公式的前半部——“实践、认识”,谈的比较多,比较细,而对于这一总规律、总公式更加重要的后半部——“再实践、再认识”,则谈的比较少,比较粗。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开展之后,经济、科技、教     

关于“民族问题”含义的再认识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人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出现了＂泛化＂、＂特指化＂和＂政治化＂等错误倾向,造成了思想的混乱,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口实。文章对民族问题的定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指出这个定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提出了正确认识民族问题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买办与上海钱庄的近代转型

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在买办云集的上海此种影响尤为显著,首先是,买办将钱庄纳入近代商业、工矿、交通企业中,为钱庄开拓了广阔的金融市场;其次是,大量买办投资于钱庄,或是钱庄成员侧身买办行列,使钱庄的组织成分进一步地资本主义化;最后是,买办的加入钱庄行列,促使钱庄功能的资本主义化.     

宋代历史再认识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合群”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路

“合群”这一核心概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本土语境阐释妇女运动进路的文化向度。“合群”意识的积蓄与勃发逐渐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潮,随着“合群”对象的不断调整与充实,形成了妇女运动中独特的革命实践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最初从属于男性启蒙者救亡图存的诉求,继而从“自发”走向“自觉”,创办妇女报刊、组织妇女团体,形成“群言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及实践,使得妇女运动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指向。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姐妹情”与“阶级情”的变奏,“妇女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调适,展现了妇女地位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换的历史风貌,建构了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文化图谱。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

“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Kuang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再评价

<正> 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多年以来,受到史学界广泛重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曾经被赋予超越科学限度的评价,甚至肆意美化拔高,加以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化,造成很大的混乱。最近一个时期,可能出于拨乱反正的良好愿望,有些同志又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消极面”。有的说“客观上农民战争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有的说农民战争还有“对社会人力、物力的严重破坏”作用。有的甚至断言农民战争“阻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我们认为,为了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全面的分析,作出科学的论断,是必要的。但采取简单的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反过来把农民战争说成历史发展的阻力,就是欠妥当的了。对美化拔高的极左观点,前一阶段已经进行过剖析和澄清,今后还有待进一步肃清。这里,着重针对“阻力论”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意见。由于这个论点是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性问题,近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封建"之释义上.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及其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半封建"特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认同,不能简单评判为共产党或列宁主义唯一理论的一种认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存在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违反了"知识"和学理"逻辑".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的认识,与马克思多层次的"封建"概念并无抵牾."半封建"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