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元之际东平文人的词赋之学

金元之际的词赋之学,是赋体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词赋创作并未随金朝灭亡而中断,而是在严实父子统治下的山东东平地区再度勃兴。受金代科举遗风影响,东平府学教育和选拔即以词赋为重,东平文人自觉地继承金代词赋之学,并以此作为晋身之阶。他们在新朝翰林职位上占据着较大的比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基于对前朝文风的反思,东平文人以儒家文学观为标榜,致力于革除金代词赋之弊,为元初文坛的健康发展建立了良好开端。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金元之际的庙学碑记文以其特定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特殊文化心理特征,包括乱世烙印,通过对学政、学风的追忆而曲折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以及对新朝文治的极大期许等.同时,这些庙学碑记文的地域分布还有助于印证元初北方以平阳、真定、东平三地为支点所构筑的文化布局;可以显现元初儒学的尴尬处境和南宋理学北传的轨迹和影响等.     

金元之际全真教道观的社会经济来源

金元之际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教徒众多,宫观遍布北方.从整体上说,全真教的道观经济主要是教徒自己创造的.但全真教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道观经济来源,无论宫观、土地、财物和劳动力,都有相当部分来自社会的施舍和援助.这些来源于社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支援,对全真教道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

文学作品是作家本性、人格精神的复现。江西遗民词作为江西遗民词人群个性、心灵之诗意表现 ,其中所表露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重整乾坤的雄心与壮志、对自身归属感的积极寻求和对自己所处时空的理性反思、及对社会人生的执著与关注等内容 ,正是这个词人群体在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豪逸之气、忠义之心、耿直之性等群体特征的文学表达 ,具有鲜明的地域共性与特色。     

遗民心态与明清之际的庄子定位论

明清之际,怀有亡国之痛、处于艰难境遇中的遗民知识分子对庄子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进而对其作出了不同的思想定位。佛教高僧俍亭净挺判庄子为禅学一支,觉浪道盛则以庄子为"尧孔真孤"。受到道盛的影响,儒家学者中的方以智、钱澄之同样把庄子归入孔门,并试图以易解庄,会通庄儒。而傅山却基于开放的子学视野齐同庄儒,且奉庄子为精神导师。王夫之则一方面断言"庄生非知道者",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凡此种种庄子定位之说,皆是明遗民知识分子特殊心态的表现形式,其中蕴涵着虚无遁世、个性解放或隐身守道等复杂的思想特质和精神取向。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论金元易代之际河东段氏兄弟的诗词风格

金末遗民文学家段克己、段成己,身处金元易代之际,采取了淡泊名利、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冷眼旁观的处世之道,这一处世之道决定他们选择了隐居田园、放情山水、饮酒赏花的生活方式。反映在其诗词创作中,则多写上述生活内容。段氏兄弟对于社会、人生的态度,决定了其诗词冷静、淡然的基调,从而表现出清冷超旷、恬淡疏朗的风格。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与封建文化的专制化——兼谈《杜诗详注》的文化底色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表现在文学、史学、学术研究等领域,这促使了清朝统治者采取极端文化专制政策控制思想,它是清代学术向考据发展的原因,也是《杜诗详注》注重考据、以忠君思想和"诗史"观念注释杜诗的文化底色.     

南宋遗民群体研究的示范之作——简评刘静博士撰著的《周密研究》

日前,作为刘静博士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周密研究》一书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密作为宋元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及学者,著作等身,成就斐然,是当时遗民群体的杰出代表,而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探讨多集中在词体创作方面,全面的研究尚付阙如,这部《周密研究》则很好地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该书著者站在当代学人的视角,秉承"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理念,交叉运用多     

论周密遗民心境的文学表达与文化精神

周密宋亡后以遗民气节与笔记"巨擘"名垂于世,遗民身份与著述之间体现着非同寻常的联系。其遗民心境在词与笔记中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词中着重抒发情志,呈现出悲愤、愁苦、隐忍、退避的历程;笔记中凸显反省意识,融汇感性与理性,将精神创伤升华为哲理思考,在反思历史和抨击现实中,多维呈现遗民心态;由词而笔记,隐逸倾向淡化,文化自救意识增强,遗民心境表现得更为冷静和理智。心境呈现的差异与词体重在抒发情志、笔记偏于叙述的文体差异紧密相关。著述充分反映了作者的骚雅人品和坚贞的遗民气节,其主题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体现了特定文化的价值尺度,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时代的精神特质。     

遗民世界的黄昏——论顾炎武的悼友诗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他在悼友中也追悼着自己。从他的悼友诗中我们能看到时间解释了遗民的悲剧宿命。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文化遗民的区隔符号——对新文化运动中古琴艺术的社会学研究

以国粹式微的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此历史期间的古琴民间团体实践为个案,以社会学的细读方法对琴社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试图论证:古琴是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的文化遗民——"士绅"阶层的文化身份符号。民国时期的古琴实践者通过古琴艺术以及与其相关的品味坚持,形成特定的群体符号边界,这种文化符号对一个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正是对身份符号的"文化自觉",古琴艺术才得以在新文化情境中得到整体性存留。     

《水浒后传》《后水浒传》:明清之际遗民文化心态的反映

《水浒后传》和《后水浒传》是明清易代之后涌现出的借续书来抒写遗民文化心态的佳作。两位作者都以与明末清初相似的时代——宋末元初作为叙事的切入点,可见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和对遗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遗民文化心态不仅体现在两部小说作品的文本、序跋之中,也体现于作者的身世与交往中;不仅从作品主人公对王权的尊崇、忠君爱国不肯称王的举动中体现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得到流露。     

诗心、画艺与哲思的交汇--论明遗民徐枋题画诗的文化意蕴

如果从文化角度进行观照,明遗民文学具有多元交合的特点,折射出时代的光环。徐枋以其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饮誉于明遗民之林。其实,徐枋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题画诗同样富有时代的特质,蕴藉着忠孝相通的情感,展示出三教会通的思想,构建了诗画相彰的艺术,从而彰显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其在“吴门隐逸诗人群”的突出地位。     

时移世易下的应势之变——论秦汉之际纵横家的变异

纵横家曾经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一个群体。战国时,他们纵横捭阖,施展权术与谋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秦汉之际,他们再度活跃于政坛,建功立业。然而由于时代环境及自身特点等原因,此时的纵横家出现了融通儒家思想、对君主依附性增强、活动空间由外交转向内政等变化。这种变异让纵横家在短暂的复兴之后便逐渐在中国文化史上消失,但也正是这种变异,使纵横思想能够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影响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     

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四

在中国古代 ,君主专制的现实决定了“家天下”为君、臣、民共同认可的观念。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历史上对它的指责代有其人 ,但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主张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论乾隆期不同文章流派的冲突与互动——以毕沅幕府为中心

毕沅幕府是乾隆中后期最大的艺文幕府,汇聚了当时各派一流的文章家,其中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学诚等对以洪亮吉等为代表的骈文派及汉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章氏力主"古文必推叙事",力挽古文衰落的局面.面对史学派的批评,毕沅幕府内以洪亮吉、汪中等为代表的骈文派表现出了打通骈散、兼容并包的倾向.毕沅幕府骈文派的巨大创作成就为后来曾燠、阮元等幕府对骈文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骈文能够在嘉道之际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