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触摸历史——评《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中的大屠杀叙事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承受之重,作为史无前例的民族伤痛,其残酷、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极限.但是,这不应成为我国作家书写和言说的禁忌与逃避的借口.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哈金迎难而上,各自推出了《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深入两部小说的内部,细致分析它们的开头、叙述者的设定、语言和叙事上的特点,在比较和参照(西方二战题材的“创伤小说”)中,揭示两者背后的思想潜设与伦理指向,对它们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思考     

回归与超越的生命叩问——从《金陵十三钗》看南京大屠杀电影的美学创意

张艺谋新近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是记录南京大屠杀史事的上乘之作,它不但回归历史再现了个体经历死亡的现场感受,而且超越现实传递了民族理解生命的价值认同,可谓启迪未来、建构人类表现苦难的历史诗学,体现出在生命的叩问中反思灾难的美学创意。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省思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纷争不断,议点颇多。而两次中日战争,更是给中国以沉重的打击,并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回忆。这其中,尤以发生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南京大屠杀为主要代表性事件。在这场浩劫中,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被攻陷,被屠杀的我国同胞达30余万。①时过境迁,虽然当年的历史事件距今已过去75年,但影响犹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时刻都在提醒我们后来人去认真反思那一段沉痛的历史记忆。     

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

灾难的仪式化建构是权力和其他政治势力为其合法性立言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所以,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域,它不仅为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势力与组织提供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的话语空间,而且还可以成为政治资源为不同势力所利用。在这个空间里,权力与传媒之间的共谋将直接对日后有关灾难的记忆产生影响。呈现在这种共谋语境中的历史记忆,难以全面、如实地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瞬间。     

《尘归尘》中的大屠杀历史记忆隐喻

品特1996年的收笔大作《尘归尘》蕴含着深刻的大屠杀历史记忆隐喻。通过对大屠杀受害者犹太民族、大屠杀种族灭绝暴行、大屠杀目击者传记互文下的历史记忆以及大屠杀历史修正主义的诸多隐喻,《尘归尘》艺术地再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回忆与话语交叉渗透、众声喧哗的大屠杀历史记忆现状。《尘归尘》不仅影射了大屠杀这一人类种族历史上的残酷浩劫,更通过呈现话语游戏、话语权力与循环重复的意象等艺术手法呈现了后大屠杀时代历史记忆的模糊性、话语性和创伤性,展现了品特戏剧在艺术与真实两维度之间精湛的驾驭能力。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大学的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学屠杀暴行期间，金陵大学是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设立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人。日军在金大范围内的暴行令人发指，校内美德人士的住宅也不能幸免，外国国旗、领事馆布告，甚至日本大使馆布告，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兵的侵入和施暴。金大北侧紧靠日本大使馆，而日使馆和军方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使来缓和日军在金大的暴行。事实上许多暴行是日军军官带头干的。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学校的安全。     

遗产:历史表述与历史记忆

"遗产"与"历史"都具有鲜明的时间属性,都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关联。当遗产不再被视为一种现成之物,而被理解为一种与人们对过去的表述和回忆相关的动态过程时,遗产就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历史(过去的事件和行为)是遗产表述的基本内容,是遗产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框架,也是人们理解、认知遗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今天的遗产运动作为在当下表述过去的一种新实践类型,既是对过去历史记忆的选择与重构,又具有"制造历史"的内在特征。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南京大屠杀: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东京审判中威尔逊的证词分析

1946年7月25日-26日,罗伯特·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第一位证人,出席东京审判。他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进行的毒品贸易、南京陷落前后人口变化及病患受伤原因的陈述与中国幸存者的证词、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他第三者证词等相互佐证,证实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犯下的谋杀和大屠杀平民、强奸、毒品贸易等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了解到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丑恶行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年后的今天,随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基于历史事实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审视日本国家战争责任尤为重要。威尔逊等西方人士的第三方史料无疑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     

我市举办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12月13日上午10时，凄厉的警报再次响彻古城南京上空。8000名来自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的代表及海内外友好人士在南京举行大规模和平集会，悼念30万名同胞在侵华日军发动的南京大屠杀中遇难70周年。为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发生7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江苏省及南京市联合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     

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人性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日本官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既有脸谱化的"恶魔"形象,也有人性化的具有反思能力的"普通人"形象。在塑造日本官兵形象时,要考虑到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反思南京大屠杀中人性之恶的深层机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还表现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与国民性反思。"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人性叙事的边界在于不能违背史实,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也要处理好人性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关系,表现创伤历史中的中国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     

记忆与虚构:那些曾经的影像

正长袍马褂与旗袍、绿军装与蓝工装、健美裤与喇叭裤,这些业已符号化的历史影像碎片很容易拼串起人们对民国那些事、新中国那些人、改革开放那些年的记忆与想像。这些曾经的影像所呈现的时代印迹,见证了曾经的理想与追求,也萌生了当下的质证与怀疑。对于理想与追求,应该说我们从来不缺乏历史宏大叙事的目标。世界各国政治精英的各种口号不断推陈出新,至今仍在人们的耳边一遍遍响起。当然,这需要那些曾经的影像碎片来让这些口号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照片留下     

灾难与历史研究

灾难为历史研究带来诸多启示,既促使学者深入思考历史进程中"变"与"常"的关系问题.又促使学者反思中国自古有之的鉴戒史现.从而寻求新的视角陈述和诠释灾难史.     

哈布图哈撒儿传说与历史记忆

哈布图哈撒儿是一位传奇色彩浓厚的历史人物和传说英雄。哈布图哈撒儿传说在17世纪以后的蒙古文献多有记载,并在蒙古族民间广为流传。哈布图哈撒儿传说可分为正面传说和反面传说,在这两类传说中哈布图哈撒儿形象均与其性格、体貌、历史事迹以及成吉思汗事业相关,有其历史渊源。哈布图哈撒儿传说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也是传承蒙古族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途径。     

电影《金陵十三钗》叙事策略及魅力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故事的电影。影片从十四岁学生书娟这一女性视角出发,通过书娟的回忆来讲述沦陷南京城里一群小人物的命运。电影一上映,好评如潮。从某种程度上说,影片的成功是文本和叙事的成功。在叙事策略上,匠心独运的女性叙事范式,传递着人性的淳朴与美好。影子情节彰显了对人性内涵的终极关怀和高度礼赞。影片在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叙事范式中,对历史进行再现,在对历史的人文思考中,又赋予了影片更深的美学意义。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人物与情节的变化都非常大。电影有三个关键的变动,体现在对战争场面的铺陈、入殓师约翰与玉墨的恋爱、演绎数字"十三"等几个方面。为了使改编尽量真实可信,电影围绕这三个主要的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叙事视角、语言、人物、情节、道具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变换。有的改编较成功,有的则难以令人信服。电影的改编,大大增强了对战争、性爱等元素的渲染,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传奇,煽情效果更强,有利于票房收益,但是艺术价值则远逊于小说原著。     

骆驼泉传说:撒拉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青海省循化地区普遍流传着关于撒拉族起源的骆驼泉传说。本文试图通过对传说的梳理和解读,结合相关的撒拉族史料,说明骆驼泉传说是撒拉族的根基性情感记忆,是撒拉族族群认同的基础。同时,以由传说演变而来的骆驼戏的兴盛、中断和复兴为例,探讨族群集体记忆的变化。     

《爱的历史》中的文化记忆书写

《爱的历史》是美国新兴犹太作家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大屠杀影响下大屠杀亲历者和犹太移民后裔两代人的文化记忆危机。在象征系统、仪式系统和文本系统三层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记忆展演下,妮可·克劳斯展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犹太后裔的文化记忆的回避与缺失、复归与传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文化的追寻与认同,引导读者重新审视并反思文化认同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