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

宪法学研究中经常忽略经济制度问题.宪法经济制度包括内在和外在宪法经济制度.外在宪法经济制度由产权制度、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三部分构成,应当与内在宪法经济制度相契合。     

契合与冲突——我国内外宪法人口制度探析

宪法人口制度是在人口活动领域中所应遵循的最高规范体系,它可以分为外在宪法人口制度和内在宪法人口制度：外在宪法人口制度主要表现在宪法文本中,由与人口活动的相应条款构成;内在宪法人口制度则主要是由人们在日常人口活动中自觉遵守的习惯、习俗和伦理道德构成。外在宪法人1：7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与内在宪法人口制度由冲突达致契合的过程。通过对内外宪法人口制度的探析,追究两者冲突与契合之处,以期消弭冲突、达致契合之境。     

一部研究中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力作——读《中国宪法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在实践中的变革推动着宪法的修改，而宪法的修改无疑又为实践中的经济制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这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互动变化的正确性为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所证明。但不无遗憾的是，面对这种场时代的伟大变革，对个中原因进行研究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更不要说是系统性地进行研究从而最终给予令人信服的解答。幸甚!武汉大学法学院桂宇石先生在这方面研究探索，他所主编的《中国宪法经济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40余万字）应该说是填补了我旧宪法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综观此书．笔者认为其突出特点表现在几个方面：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与我国宪法中经济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宪法中经济制度的内容,历经四度修改,条款涉及较多,这固然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宪法保障,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深切关注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良性违宪"引起的修宪终不是正常的宪法现象。本文旨在研读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并以此作为完善经济制度的指导思想,使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既能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又能保持适当的稳定性,提高宪法权威,促进"依宪治国"理念的形成。     

我国历次修改修正宪法有关经济制度内容的表现与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1954年制定以来,先后经历了1975年、1978年、1982年的3次修改和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6次修正①。在宪法内容历次修改修正中,有关经济制度内容一直是变动中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由降低变为不断提高,坚持公有制由社会经济主体变为全部又变为主体。这样的变动,是中国人民对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成就宪法稳定性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

宪法的稳定性成就于宪法自身品质优良和得到持久实施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共同作用。只有具备了正确的立宪观念、成熟的立宪基础、适当的表现形式和完善的宪法文本等主要因素的宪法才能成为品质优良的宪法;只有当公民普遍具有正确的宪法意识、官员普遍养成依宪办事的工作作风、宪法规范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存在有效的宪法实施保障体制时,宪法才会得到持久实施。     

经济制度变革释义

一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制定和修正，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统治阶级及执政党的目标、目的和利益所决定的，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变化，也由于立法者的判断认识和实践中诸多矛盾变化的缘故。经济制度不应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中的基本国策的变化和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     

经济制度变革释义

一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制定和修正,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统治阶级及执政党的目标、目的和利益所决定的,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变化,也由于立法者的判断认识和实践中诸多矛盾变化的缘故,经济制度不应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我国宪法经济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中的基本国策的变化和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宪法确认确立的演变及其启示

如果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算起,新中国经济制度大体经历了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演变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政治、宪法的形式一经确认确立,政治、宪法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政治、宪法要准确客观地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不是其它。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的党,要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我国经济制度变化的基本原因

我国现行宪法颁行20余年来，历经3次修改。宪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变化的基本原因，应然是资本短缺这一经济现象寻求宪法支持的结果。     

经济法的宪政价值研究

经济法的宪政价值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法是如何以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为目的,从经济民主方面,以及从维护根本经济制度等方面体现宪政价值的。在经济法的自由、公平和发展的价值实现,健全和完善经济法制度体系,加强经济执法和完善经济司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宪法上的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宪法保障

为了克服经济自由的弊端,经济权利应运而生。经济权利是指以实现经济公平为目的,着力克服经济自由的弊端,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结果,是与经济自由完全不同的、人们能够比较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独立的权利。其包括可诉型经济权利和目标性经济权利。对于这两种经济权利,宪法应采取不同的保障模式。     

论制度与技术共同决定经济增长

认为在改革大潮席卷全球和科教兴国已成共识的当今时代，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相应地，在理论界也先后出现了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及制度与技术共同决定论的观点。指出经济增长是制度与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决定论是科学的理论     

论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及其调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宪法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性与思想性制度,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在宪法上进一步定位国家性质、职能与任务;调整产权结构;加强新型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宪法尊严论纲

在我国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明文规定了各类宪法主体有维护“宪法尊严”的义务。迄至今日,宪法尊严一词的使用已有浮滥之患,但学界对之研究甚为寥寥。通过对宪法尊严的法理疏释、对宪法尊严的立基眇指细作解读,从而明晰了宪法尊严的基本内涵,即良宪至上,宪法权威,宪法信仰,违宪必究。     

包含制度因素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将制度内生化到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是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投入等简单的手段来实现.一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增长的快慢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数理模型的建立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宪法变革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宪法变革与民营经济共同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前进过程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视角 ,探索我国宪法变迁与经济转型、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法学和经济学的重大课题。民营经济为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对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日益增大 ,直接推动了宪法变革。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最终有赖于宪政制度基础的完成 ,我国必须以主动的宪法变革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经济法的宪法基础

市场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结合产生了市场规制关系,经济法作为国家关系与市场关系结合的法律形式,其对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性经济私权的融合增长。社会责任原则是经济法的宪法基础,国家经济权力作为新的公权、社会性经济私权作为新的私权,都是宪法社会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国家本质两难与宪法经济权利——基于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国家的“本质两难”实际上指出了国家存在的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本质两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也具有逐利的动机与动力;其二是议会民主制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失灵。因此需要通过宪政这种对约束条件本身进行选择的方式来克服国家的“本质两难”。同时,要把整个社会尽可能地建立市场选择的基础上,保障宪法经济权利,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