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埃德加·斯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传播

文化乃是各民族维系生存和友展的真正底蕴,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斯诺是世界文化的优秀传播者,他善于独立思考判断是非,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采访陕北奠定了思想基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立即轰动了全世界,陆续被译成法、德、俄、意、西班牙、葡、日、蒙等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六朝是我国诗歌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们的传播意识随着文学地位的确立而觉醒，逐渐发达的造纸术也诗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间诗歌传播中的酬唱赠答、歌妓乐工传唱、题壁与编选诗文集等活动都为诗歌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读者的接受又对诗歌创作从题材、体裁、风格与流派的形成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人文奥运精神的现代传播与接受

和平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奥运会是人类和平的一种表现,而人文奥运精神是奥运会的圣火,代代相传,永不熄灭,照亮着人类在光明、宽阔的大道上奋勇前进.人文奥运精神是整个人类的凝聚力之一,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联,很容易在世界各国产生共鸣;人文奥运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与人生态度等.人文奥运精神的现代传播与接受打破了民族、地域、国家等种种限制,范围由窄到广,影响越来越大.     

艾布拉姆斯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艾布拉姆斯的著作开始传入中国,其艺术理论“四要素”框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艾氏学术著作不断地译介,其批评理论也逐渐为学界所了解。因此,对艾布拉姆斯在国内近三十年的传播与接受进行关照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内学者对艾氏展开研究,而且对国内文艺理论的建设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启示

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关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新闻学则是以实用为目的,往往借助文学的叙事手法诱导受众阅读,接受美学与新闻学在很多地方相契合。20世纪西方接受美学视界下的期待视界,视界融合,隐含的读者等观念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传播主体,媒介改革与新闻创作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

建安文学的研究历来多以作者或作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当时文学文本的流传,即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状况,也应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互赠诗文、相互品评、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为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几种主要形式。而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重文轻笔,以及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反映了这时期“期待视界”的变化,并导致一些题材、体裁及创作手法被淘汰,新的内容与形式被采用。因此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是形成建安时期“彬彬之盛”创作局面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     

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之传播与接受在明代迅速复苏,其词史地位亦得到大幅提升。此期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而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传播之势大盛,但雅派词籍的没落也反映出明人词学趣味的单一与偏执。柳永词的接受则显、隐双线并行,不但其绮语真情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艺术趣味与审美追求亦得到深度认同与广泛接受。     

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北岛海外漂泊及其再度被边缘化,对此,国内外反响不一。目前,海外已有普通受众、著名诗人和汉学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北岛的诗;而汉学界对北岛海外诗歌采取了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和综合性读法。这些＂合力＂共同塑造了北岛在海外的多样化形象。     

明代元好问诗歌的接受与传播

明代是元好问诗歌接受的发展期。在华夷之辨民族观以及尊唐弃宋的文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接受背景下,元好问的存史意识、生死价值观、乐府诗和论诗绝句进入明人的学术视野。明人通过评论、刊行和选录遗山诗,使元好问诗歌接受在曲折发展中呈现新的特点。     

金庸武侠小说传播与接受的文化语境

金庸武侠小说的广泛传播是当代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这种景观的出现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是中国数千年以来就绵延着浓郁的任侠尚武的文化传统;其次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而义侠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追求的伟岸人格的理想与儒家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复次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现代华人的心理需求,即渴求英雄的心理和故事型审美心理的表现。     

影响、反响与回响——《巴尔扎克在中国》评介

<巴尔扎克在中国>一书以优秀学术专著的水准勾勒了百年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行走足迹,梳理了学界对他的译介、研究及其对中国文人、学人的影响与渗透,侧重于对其传播途径与学术交流"研究的研究"、"反响的反响"以及"影响的回响".该书的优点体现在: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结构清晰,方法得当;行文流畅,干净漂亮.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闻传播的接受之维——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

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支配地位,这对新闻传播的接受之维具有重大参照意义。这体现在首先应确立新闻传播中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其二根据期待视野细分受众;再次揭示新闻讯息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张力互动关系;最后尝试树立新闻定义中的受众地位。     

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1930年代与互相攻讦的左右翼文学相区别而存在的自由主义文学群体以理性和个性为共识,以大型文学杂志为平台,试图构建一个包容而理性的文学生态,从而实现文化上改造社会的目的。在此生态下的文学接受,呈现出独立、审美、带建设性色彩的接受样态,为现代长篇小说在1930年代走向成熟作出了贡献。抗战的爆发中断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常态化发展,传播接受生态的建设仍处于雏形阶段,其局限性表现在时间的短暂和空间的狭窄上。但即便如此,自由主义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传播接受仍具有示范意义,值得我们重视与肯定。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

诗歌选本的传播、批评功能及其产生的接受效果,是影响诗歌传播接受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对历代部分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并结合以文艺学的定性研究,对韩孟诗派在选本中的传播接受情形作一考察,有助于对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有深入一层的认识:一是统计韩孟诗派在部分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说明他们在接受史上起伏不定的情形;二是分析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篇和历史上的一些传播功能较强的选本,说明名篇对扩大诗人名声的重要作用以及某些负面影响;三是探析韩孟诗派多创新、重主观、多古体诗的艺术特点在选本传播中呈现出来的意义。总体来看,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使其在选本接受中造成了选入量偏少、篇目不均衡等特征;选本的传播也使一般读者对韩孟诗派的接受发生了一定的偏移现象,名篇并不能完全代表其诗歌的主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