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制度调整与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分析和政策建议——以对豫东地区种植结构调整的调查为例

以对河南省杞县的调查为依据,探讨了种植制度调整对当地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以及种植制度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农民自组织能力的培育——以福建安溪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选取福建省安溪县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这一农村民间组织,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从自组织视角剖析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在成功培育农民自组织能力方面的经验启示,以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这一宏伟蓝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破解政府机构改革怪圈的路径选择——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从治理变革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难逃历史怪圈,症结在于以往机构改革是一种未能与市场的完善和社会的培育形成有机联动的单向度改革.因此,破解机构改革怪圈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共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     

跨区域治理中的民间组织——以广佛肇一体化为例

跨区域治理是伴随区域一体化或同城化的、一直困扰政界学界的重要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政府,这与其在跨区域治理中担任的主导角色相关。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往往易于忽视活跃于区域一体化中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在跨区域治理之中,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基于此,本文辨析民间组织在跨区域治理以及在广佛肇一体化中应扮演的角色,并在推进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导入民间组织推动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农村民间组织日益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农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信奉自愿奉献的利他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实现民主平等的自由价值、讲求诚信的契约精神等伦理特质是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农村社会的伦理特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外部社会环境,村民自治的兴起和政府组织在道德建设中作用的弱化需要农村民间组织发挥作用进行补位,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时代条件。     

妇女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制度环境分析——以“农家女”为例

个案的观察和分析往往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可信性,＂农家女＂这一个案的选择亦出于同样的考虑。从＂农家女＂这一个案中能够看到妇女民间组织在形成之初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以及在发展之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但是,观察和分析＂农家女＂,亦能看到妇女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制约问题。要保障妇女民间组织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必须改革现有制度,逐步改善妇女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教育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农民收入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农民文化素质低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长效性障碍.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主要手段,对农民增收起着巨大的作用.发展农村教育能够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直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且能够通过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而间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民间组织管理与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南京市为例

民间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管理和规范。本文通过对南京市若干区民政局进行深入的访谈调查,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后救援活动中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共同行动,考察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机制,及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提出一些尝试性的政策建议。     

农业大省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对策——以“鱼米之乡”湖南为例

近年来农业大省湖南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继续扩大。从来源看,尽管农民增收途径多元,但却面临耕地资源稀缺、劳动力转移艰难、农业结构调整矛盾、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土地财产权不完善和农业补贴不足等因素的制约。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价格,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等措施可实现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金融压抑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常德市为例

我国农村金融压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全、金融机构城乡与区域布局失衡并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不高等方面。本研究以常德市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压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发现：农业贷款额、三农投入额与农民收入变动之间呈稳定的正向函数关系且两者对农民收入影响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农业贷款额为0．448,三农投入额为0．57,说明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处于压抑状态。因此,应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建设,改善金融压抑状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扶持新兴农业产业,创造农民增收亮点等,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站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结合农民收入的现实状况,AK1978-2004年实际数据出发,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出：在1978-2004年间农户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变化、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问呈正相关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Granger原因,最后提出了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研究指出,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自治性不断增强,形式日益多元,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失地农民家庭收支状况及对策建议

基于实地调查数据,详细地描述了失地农民家庭各种具体的收入和支出状况。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家庭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收支结构不尽合理,政府应该千方百计帮助失地农民家庭增加收入并引导其合理消费,防止其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促使其生计的可持续。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新型农民市场意识的培养

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力量,农民市场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农村发展和农业经济的繁荣.笔者对当前农民市场意识薄弱的现状进行了较细致的描述,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制约农民市场意识培养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培养新型农民市场意识的途径.     

论“天坛文化圈”

从北京不同的区域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个区域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异，于是人们将其分为不同的文化圈，比如“宣南文化圈”、“运河文化圈”、“永定河文化圈”、“长城文化圈”等。从明清以来，处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成为连结皇宫与天坛、先农坛的天街，并逐步形成了以祭天文化为核心，以商业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戏曲文化、工艺美术文化为特色的繁华的街区文化。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天坛文化圈”。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关于我国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

在“三农”问题研究中,如何提高农民增收问题,始终为人所瞩目。这不仅因为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需求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发展,而且对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保和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实现,也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分析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探讨农民增收机制的构建和制定相应的对策,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这是新农村建设中一项不可忽略和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     

宁波市农民持续增收的保障机制研究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宁波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走在全国前列,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市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具有阶段性、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其驱动机制包括：制度创新、城乡统筹、科技支撑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宁波市要实现2020年农民纯收入翻番的目标,仍面临一系列的制约瓶颈,需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与城乡一体化、产业布局调整、促进非农就业和加速城镇化相结合,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破解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题。     

发挥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职能作用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创新经营体制。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的研究,探讨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林农合作组织收入分析——以江西为例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虽然林农林地经营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但林地的分散化使得林业经营的规模效应下降。江西是林权改革的试点省份,共有94个示范性林农合作组织。依据从这些组织获得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显示：林农合作组织的规模、林权改革制度和林农经营范围对合作组织的收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政府应鼓励林农合作组织进行规模扩张,给予合作组织资金和财政上的支持,为多种合作组织模式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为合作组织向下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