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蚤通早”与“白汗”、“白杀”辨疑——兼论通假字、区别字、假借字、异体字、古今字之实质

“蚤”与“早”并非是通假关系 ,因为它们不能满足通假字“甲乙二字同时并存”的条件。实际上 ,“蚤”与“早”可以看成是一对区别字 ,或者借用许慎的理论将“蚤”看成“早”的假借字。另外 ,从古今字的定义及实质来看 ,千古聚讼的医经《素问》中的悬案———“白汗” ,其实即“自汗” ;同样 ,马王堆汉墓古医书中的“白杀” ,实亦当作“自杀”。     

论古今字

汉语的一个词,开始用某个字来表示,后来改用另一个字表示,而后来的这个字又是专门为表示这个词而造的,这两个字合称古今字。通假字则不然,它是“本有其字,同音代替”,用来代替的字和本字并存。古今字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郭店楚简《老子》古今字、同源字研究

楚简《老子》所用文字属战国楚系文字,其中使用了大量的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和同源字,给我 们阅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有必要进行整理扣比较研究。     

古代汉字形体歧异现象的处理——兼对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某些注释商兑

本文以王力主编的教材《古代汉语》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注释中值得商榷之处为例，说明对古文中经常出现的汉字形体歧异的现象，在进行注解或编纂辞书时应注意结合具体汉字的产生历史、形体结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加以较全面的考察，才能尽可能稳妥地把各类性质不同的古书汉字形体歧异现象区别开来，并给以准确的解释和说明。     

段玉裁对古今字的开创性研究

段玉裁在古今字研究方面,不仅有理论上的详细说明,而且实践上也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他对古今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其研究也存在着缺撼和不足。     

古代注列“古今字”的材料鉴别与版本选择

算不算注列“古今字”,取决于该材料表述的内容是否符合注释者本意。如果不符合注释者本意,即使形式上是古今字,也不能算;如果符合注释者本意,即使属于误判误注,也应该算。对于涉及版本异文的注列“古今字”,要坚持择善而从的基本原则。此外,要密切关注现代整理本,充分吸收相关内容的校勘成果。     

论简帛文献对于古今字研究的价值

以往的古今字研究往往对部分古今字的性质判定存在问题,对古今字的历时发展情况缺乏细致的描写。简帛文献对于古今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表现在为判定字与字是否构成古今字关系、今字的形成时间、古今字的更替过程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异体字的文化镜象作用

所谓异体字,是指同一个词的不同的书写形式。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它的存在,给我们阅读古书造成了很大障碍,但同时也给汉字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证的重要镜象。因为异体字的成因,从本质上说是文化的变异,是创制者不同的文化心理构成,因此,分析异体字不同的构形理据,便可窥见其中所载负的文化信息。     

《说文》段注古今字考

清代语言学家段玉裁干其<说文解字注>中曾系统地研究过古今字,于古今文字之变迁,每每能详溯其端委,细说其源流.然细心考之,由于其对古今字的界定不够严密,每类古今字的外延太广,所使用的术语太繁杂,从而造成不少疏漏.许多学者都认为段氏的古今字界定符合历史实际,但实际上,段氏所说的古今字与郑玄最初提出的古今字概念并不完全一致.     

从文化角度看异体字在历史文献中的处理问题

异体字产生的历史悠久，产生的方式多样，所蕴含的文化信息非常丰富。如果在当前翻印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单纯地以现行规范汉字改换异体字，难免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生文化理解的困难与偏差，不利于历史文献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作用。倘若现行的文字系统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无疑对文化的理解、阐释与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金瓶梅词话》与《骆驼祥子》《围城》中"使"字句比较研究

本文在穷尽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金瓶梅词话>和<骆驼祥子><围城>中的"使"字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尝试探求明朝末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使"字句的发展轨迹.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历史字形的整理原则

本文论述字样整理的步骤和确立主形的原则。历史字形主形的确立原则与汉字规范中的优化原则既相通又不同：历史字形的整理以社会通行度为首要原则，以系统性为第二原则，必要时再参照字形的理据、区别度和当时的字书。历史字形之间的关系和各字形的历史地位需要通过多维原则共同确立。     

上海米号业嘉谷堂房产纠纷解析——兼论中日战争对上海粮食行业的影响

抗战期间,上海市米号业同业公会会所——嘉谷堂被难民占住。抗战结束以后,为了收回会所,公会方面与十余家占住户打了多年的官司,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1954年才最终获得解决。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粮食业本就饱受恶性通胀和政府管制之苦,处境艰难,而旧址被占,更使其业务的开展受到严重的空间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战争不仅打乱了上海粮食行业的发展之路,也给它在战后恢复正常的运作秩序埋下了隐患。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论汉字中的一形多本义现象

汉字发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是汉字记录语言的客观需要和图画向文字演变的必然结果;汉字发展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表现为"形借"现象,"形借"又有纯粹借形和形音兼借两种现象的不同;汉字成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大多通过加区别符号、加声符、加意符、异体分化几种途径实现字形和词义的分化。     

汉字文化学的科学定位--读王宁等《汉字与文化丛书·总序》

汉字文化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 ,而且是以汉字形体结构作为根本依据的 ,所以它应该属于汉字学的一个分支。汉字学与语言学既不是同一的学科 ,彼此也没有从属关系 ,因而汉字文化学与语言文化学也不应该有从属关系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