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

国内乡村治理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其进展状况,一是以理解中国为目的的社区研究,二是从制度研究到制度基础研究,三是从农村公共品供给角度的研究.三个方面研究进展汇集起来,为目前的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

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概括出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对每一个层面主 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及其不足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三大主题之间的关系。本文尤其强调中观 层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理解了中国农村本身的非均衡性及其对自上而下政策的不同涵义,我们才能 为不是一刀切的政策提出有用的建议,才不致不考虑具体情况地将一个地方的经验搬到另一个地方,也才 可能具体理解自上而下政策在某一特定农村区域实践效果的原因。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迈向治理实践的乡村基层政权研究:论域、进路与反思

运用知识图谱来呈现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的内容,便于直观而全面地解读该研究领域的主要论域和研究进路。一方面,基层政权的核心任务是国家政权建设还是基层社会治理,这一焦点问题的锁定型构了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的两大论域;另一方面,研究重心从"政权建设"到"社会治理"的发展演变,析出了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两种研究进路。可以说,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权研究正在"迈向治理实践"。它要求研究者时刻把握城乡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观变化,瞄准国家宏观体制变革的发展定位,总结地方典型创新经验的实践探索。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的未来是基于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和创新实践的实证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

本文对影响关中村治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中村治的理想模式,并比较了关中村治模式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村治模式的异同。     

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调适

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政村治,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这一治理结构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由此,改革这种乡村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构建一种镇政、乡撤、村派、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但构建这种新的治理结构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理依据问题、人员安置问题、财政负担与来源问题、村派机构与组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