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及其问题

哈特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语言的开放结构为工具,通过质疑“逻辑贬抑论”、“规则怀疑论”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法律不确定性”命题进行挞伐;二是以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内在陈述与外在陈述的二分工具对现实主义法学的“预测模式”进行诘难。哈特对现实主义法学“法律不确定性”命题的批判并没有说出比现实主义者更新的内容,并且未曾或故意忽略了该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旨趣和适用范围。对“预测模式”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不同理论立场的“误读”,即要求一种司法面向的法理学去承担本体论上的任务。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法律的不确定性———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述评

在英美法理学中，现实主义法学是一较为重要的统派。它提出了“行动中的法律”概念，并指出了在法律争论中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相对主义观点。现实主义法学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法律概念分析的思路。而且，在当今的英美法理学中，人们可以发现现实主义法学的种种影响。     

狄骥反动法律学说的初步批判

前言法国法学者狄骥(1859—1928)是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著名的代表者。他自认为站在现实主义立场,采用实证的直接观察法,“摒弃一切形而上学的先天概念”。他反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然法学,而提倡从“社会连带事实”出发的“社会法学。”他认为“社会连带是一原始而基本的事实”,是社会上人们团结的纽带,也就是社会群体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因素。这种连带事实反映在人们的脑子里而形成一种     

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王国立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旧制度并延续至今。     

企业必须依法而治

企业必须依法而治孙秦荣，王洪海一、要搞好全业必须实行法治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更是一刻也离不开法治．“法治”就是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法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现实主义法律运动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和纠偏。文章通过历史性、比较性、语义分析等研究方法,认为法律现实主义对于当时急速发展的美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地给予回应,其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对法律确定性的怀疑,而怀疑的重心又归于现实主义者们洞悉到在司法过程中“人”的因素的客观介入和不可小觑,即归于司法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影响,并且“新”的更为真实的法律确定性正是存在于其中。当我国的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之后,我们需要借助现实主义法律运动的观点及时地将中国的法制建设推进到“下一步”,即关注法治中“人”的因素,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高校法学教师与法官职业互动的研究

法官职业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官职业化的基础是法学教育,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以法官职业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为了避免两种职业的脱节,有必要在高校法学教师和法官之间进行良性互动,通过理论和实践的互补,既能够提高高校法学教师的教学效果,避免法学教育的空洞、抽象甚至闭门造车,也可以促使法官对司法实践进行理论升华,提高其理论素养,同时二者的职业互动还有利于法科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     

“活法”是什么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针对传统法学独尊“纸面上的法律”提出了“活法”概念。卢埃林认为:法律是官员关于纠纷的行为;弗兰克认为:法律并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活法”概念向人们揭示了:影响人们行为、决定司法审判的不仅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成文法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所创之法(判例法),社会现实的其他事物,如政治、经济、道德、习俗、甚至人们的感觉情绪都对法律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活法”将“法律”概念泛化,与其他社会规范混同;法律的“意义”并非必须期待“活法”来填充,现行法(实体法)已具有“先决强制力”;官员行动并不等于法律规则本身,而只是适用法律的行为。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论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约束

传统观念认为,法律运行过程是确定的,每一个案件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事实上,在判决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前提的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均具有不确定性,而法官在判决过程中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判决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每个案件事先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当然,法律的确定性仍然是其生命所在,不确定性是相对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当代我国法官思维职业化探析

作为法官职业化的重要内容,法官思维的职业化是提高法官司法应用能力的重要因素.法官职业思维的精髓主要包括四点:一是依法审判,二是事实和规范的同一性分析认定,三是中立性思考,四是独立性思考.依法审判是法官职业思维的基准或底线,事实和规范的同一性分析认定是其中心内容,中立性、独立性思考为法官职业思维的支点,四者缺一不可,共同组成法官思维职业化的特征.     

论合同书规则的独立性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则对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表意行为进行认定和解释。我国《合同法》有四个条文提到“合同书”,其中第32条、第35条、第37条的规定可被视为一个规范整体,即“合同书规则”。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何时成立是同一个判断。因此,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合同成立的判断规则。合同书规则主要是一项“裁判规范”,目的在于指引法官解释谈判过程中的表意行为并最终判定合同是否成立。合同书规则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成立要件。法官应根据谈判方明示的意思和法律的规定来认定是否属于合同书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可以综合考量合同谈判方式、金额、期限、专业性、行业惯例等因素而推定适用合同书规则。《合同法》明确了合同书规则适用范围内一般情形下的签章要求与例外情形下基于履行事实的成立条件。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完整的合同成立裁判规则,既不需要要约承诺规则充当解释性依据,也不需要它作为漏洞填补的工具,本身即足以解决适用范围内的合同成立争议。     

萨特人学的“非理性”论

该文从研究萨特文学的目的出发，主要探讨了萨特人学的非理性问题。１．指出西方人学非理性在文学中的两大类表现。２．萨特人学的非理性，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重在反对“唯理论”；３．在分析了传统理性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之后，认为萨特的“非理性”不等于“绝对的反理性”；４．“抗争性”是萨特非理性人学中的主要因素，他要求人们面对被奴役的处境，勇敢做出“不”的行为选择；５．“新理性”是萨特人学的隐形追求，从传统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应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三段式。     

社会法治调查的真实性及其进路

社会法治调查被看作是获知社会中法律运行和法治建设的真实情况,是确保法学研究科学性、确保法制改革有效性的手段。真实性是社会法治调查的基本要求,也是进行法学研究、做出法律决定的基本支点。“主诉真实”和“客观真实”是社会法治调查中最基本的两种真实类型。只有针对不同的调查类型,做好调查前期准备,合理设计调查提纲或调查问卷,娴熟运用调查技巧,才能提升社会法治调查的真实性。从意愿上的“主诉不真实”到意愿上的“主诉真实”,从意愿上的“主诉真实”到能力上的“主诉真实”,进而从“主诉真实”到“客观真实”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不断逼近客观真实的社会法治调查的真实性之链。     

法官廉洁保障制度的经济分析

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借鉴波斯纳构建的法官效用函数,分析了我国法官廉洁保障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当关注的激励因素,认为应当通过对作为理性人和经济人的法官最大化的效用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弄清在我国特定经济文化条件下,针对影响法官进行行为选择的激励因素来设计相关制度,才可能有效遏制法官腐败,保持法官廉洁。     

法官的法律推理的心理分析及法官的自我超越

对法官的法律推理的心理分析表明,法律推理并非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也并非一个恣意的过程。法官的非理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意识、个体性和社会性交互作用于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以法官的直觉为开端,渗透着法官的个性,同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心理强制,借助法官的经验和智识而进行判断、推理,逐步获得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内心确信”。若获得法律推理的正当性就需要法官的自我超越,超越个人的非理性、无意识和个性,求诸理性,以意识支配法律推理。     

不道德的背反：论法治本土资源论与道德理性之博弈

现今中国，法学新观念涌现不断。关于法治资源的取舍，争论甚烈。民族法、民间法等各逞其能。缺乏深度理性思考的新观念不仅造成了法学研究的虚假繁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精巧的专制、人治观念乘乱涌入，大肆侵蚀法治之基础，威胁法律信仰的建立。这对中国法制进步为害匪浅，故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语境，以道德理性之自觉来重建法治资源问题探讨的基础。     

分析实证法学的司法观及其哲学基础

分析实证法学的研究对象为实在法.对法律科学性与逻辑自足性的追逐成为这一学派的落脚点.在此观照下,分析实证法学的司法观透露出对规则的恪守以及对发现法律的坚持.这种司法观缘于“应然”与“实然”的界分、实证哲学的影响和功利主义的刺激.对于我们而言,恪守而不是漠视规则,发现而不是创造法律应是司法活动中法官的当选策略.     

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是"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

法学理论界探讨影响法治实现的条件由来已久,对公众之法律意识的影响关注热切.本文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对其中"中国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在于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假设,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个假设所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全体社会公众不可能普遍信仰法律的证明,而说明了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强调"全体社会公众必须信仰法律"不应当被作为影响法治建设的关键性条件.否则,我们在设计与策划法治建设的各项工作时会犯主次不分、找不到重心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将法治实现推向遥遥无期.同时,本文还就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关注的问题以及建构法治实现的条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