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宋代人口数量较前代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加之宋代政府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科举人数和教育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宋代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社会对图书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人有条件满足这种不断提升的社会文化需求。图书消费需求与图书生产趋于协调，我国古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图书出版市场就此形成。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

宋代科举与文官政治刘安泰一、科举制度的定型与完善宋代人才辈出,与科举制度的完善有直接关系。宋朝皇帝接受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一开始就重视科举取士,实行文官政治。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①之誓;宋太宗赵光义也说过,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一士大夫”政治体制确立时期。这一体制的确立 ,从表层上看 ,与宋代科举制度和崇文抑武的国策直接相联 ;从深层上透视 ,它是唐末五代以来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官政治的确立 ,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文人与诗妓──诗妓在诗词传播中的作用探微

诗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 ,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畸形阶层 ,本是因士大夫文人阶层的需要而生 ,因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紧密联系而发展 ,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得她们在信息传播渠道欠发达的古代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诗词传播者的角色。她们在中国古代的诗词的普及化传播中 ,起到过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 ,甚至对中国古代文学样式的流变产生过独特的影响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文人与诗妓:诗妓在诗词传播中的作用控微

诗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畸形阶层,本是国土大夫文人阶阶层的需要而生,因而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紧密联系而发展,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在信息传播渠道欠发达的古代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诗词传播者的角色。     

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综论唐代科举取士与文学集团的整合对诗风的影响

唐前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变革,即进士科的勃兴,对唐代及其后的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命运乃至整个文化史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科举取士与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对于唐代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禅宗与宋代的尚意书法

禅宗发展到了宋代,逐渐渗入到士大夫阶层中,并与那种追求适意自然的人生哲学和追求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融合,促成了中国式的艺术思维方式的产生,也促成了宋代尚意书法的形成。     

论宋代土地神信仰与基层社会控制

由于唐宋社会的转型，宋代的官方州县社稷正神逐渐处于“理正势弱”的衰微地位，相反地，宋代民间土地神信仰却十分活跃，它分布于农村自然村落和城市市坊，分别代表着乡间小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在地位上，民间土地神受制于兴起的代表城市上层阶层利益的城隍神。宋代的社稷神实际地位虽然低下，但它于理为正，在道义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统治者与民间仍然有意识地利用这个神灵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宋代商业中女性境况分析

宋代女性并没有被禁锢在家中，她们活跃于社会经济生活，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经商者。士大夫对于经商女性的记述带有时代、性别、阶层的烙印。总体上看，经商女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其经商的主要驱动力是生计的需要，但其中也不乏竭力追逐利润者，部分经商女性为此不惜铤而走险。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概念的演变与界定

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了“士大夫”概念在中国古代复杂的演变过程,指出战国时期的“游士”与东汉以来的“名士”、南北朝之后特别是宋代的“居士”都属于“士”阶层演变的结果,从而解释了宋代很多位居高官者自号“居士”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