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文化历史基础寻绎

:“五大共同价值观”是9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在精神理念上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本文从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基因入手,通过对古代、近代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影响以及自治后的新加坡受到的西方文化思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阐述,剖析新加坡“五大共同价值观”与中国儒家思想存在着的密切联系,进而得出“五大共同价值观”是我国儒家思想文化在新加坡传承的结论。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评介

新加坡是一个十分重视价值观教育的国家。其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教育实施的途径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社会管理等,其中学校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主渠道,家庭教育是教育实施的重要基础,社会教育是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社会管理是教育的有力补充。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并将它落到实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教材与课程建设,切实抓好学校教育环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贯穿到家庭和社区,切实抓好家庭教育环节和社区教育环节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民主政治

“亚洲价值观”给新加坡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在新加坡政府积极宣扬和推行之下 ,“亚洲价值观”维持并巩固了新加坡的威权秩序 ,同时 ,也推动了新加坡经济 3 0年高速发展。新加坡威权政治把民主压制在秩序范围之内 ,而经济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新加坡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二者张力的结果是民主在威权秩序下缓慢培育和积累 ,逐步走向成熟。     

“泛娱乐化”的叙事图景、实质剖析与规约路径

“泛娱乐化”是由狭隘的价值追求、多元的驱动要素、完整的产销链路、戏谑的娱乐方式、虚妄的精神信仰等共同型塑的一种现代亚文化叙事图景。从实质上看，“泛娱乐化”是异质思潮与娱乐理念互构衍生的价值扭曲镜像，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联合“把持”的文化生产形式，是文化霸权与全球市场共同“打造”的精神异化景观，是心理渴求与情感供给嵌套编织的娱乐狂欢幻像。为有效规约“泛娱乐化”现象，应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塑造崇高精神境界；加强主流价值观培育，端正娱乐价值取向；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规制娱乐内容生产；合理引导心理需求，培育健康社会心态。     

核心价值观:新加坡与中国的比较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诸多相通之处:都是社会复杂价值结构中多样价值形式的有机组合;都由社会迅速变革期多重因素推动而确立;都具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内在品格;都以社会和谐与秩序稳定为目标追求.通过两种核心价值观的比较,得出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些结论.     

新加坡“家庭为根”的价值观分析及其启示

在西方社会家庭观念日趋淡化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则大力宣传家庭的价值,“家庭为根”已成为新加坡人的理念或共识.本文基于新加坡“家庭为根”价值观,从家庭的作用、定位与传统儒家学说的家国同构的区别等方面分析了“家庭为根”价值观的具体涵义,并在基础上论述了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新加坡式民主”新论

建政50余年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发展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加坡式民主"之路。新加坡政治中宪政体制、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法治等民主元素共同构筑了新加坡民主的基石,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主体框架。"新加坡式民主"的建构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加坡历代领导人为"新加坡式民主"注入了不同的特色。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交融让新加坡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制度框架中融入了儒家精神的内核,衍生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内涵体系,主要包括: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     

价值、本原及价值观

“价值”是人们实践的社会性所表现出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学的“价值”和哲学的“价值”有着共同的本原———社会性的一般人类劳动。市场经济中 ,“价值”有着共同的本原———社会性的一般人类劳动。市场经济中 ,“价值”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在特定条件下生活的个人 ,“价值观”也是多样性的。将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科学的价值观 ,这是哲学“价值论”的一个现实的课题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新加坡道德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启示

新加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确立共同价值观,重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和借鉴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成功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传播的“心”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传播可以以“心”文化为途径。心文化是我国的文化特色，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传播的“心”路径包括：一、心灵本位，凸显中国特色、生活维度和大众话语；二、良心话语，使自觉的义务和此岸的信仰在青年中扎根；三、心力驱动，体现向上的愿望、正道的追求。结论：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是心灵而不是资本。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历程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价值观建设具有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及天然的文化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造传统社会价值观阶段；二是探索社会主义价值性阶段；三是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阶段；四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阶段。始终坚持党对社会价值观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及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从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繁荣以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的先进文化

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观讲究人文化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一般地讲，文化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把握：广义上，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狭义上，文化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其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

在长达14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当局采取的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社会。1959年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面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与冲突,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方法,促进新加坡国民意识的产生。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对新加坡各种族的和谐以及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都起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降日本“天皇制否定论”论析

天皇制意识形态，既是日本官方的核心价值观，也一直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认可。但近代以降，日本社会各界也一直存在对天皇制进行质疑与批判的各种“天皇制否定论”。其主要观点有：自由民权运动中激进派的天皇制否定论；日本共产党的天皇制否定论；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天皇制否定论”；间接的“天皇制否定论”。“天皇制否定论”作为日本社会主流价值之外的“异端邪说”，充满理性与勇气，极其可贵。     

日本、新加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

日本、新加坡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可以看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痕迹。两国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交汇中,正确吸收外来文化,重构本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发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在加强道德教育方面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日本和新加坡都不应在视道德教育,并把它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日本在战后的几十年,由于其道德教育很好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作用,培养了一代日本人,为其经济的腾飞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进入80年代,道德教育日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出现了“教育荒废”现象,极端个…     

近代中国价值构建之反思

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对传统宗法礼教价值观的批判在总体上仍是原体系内的批判；没有搞清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革命之关系，过于看重道德整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企求道德救国；对价值批判中的道德失范现象缺乏科学认识；在思想方法上始终未跳出“体”、“用”之争的模式。这些都为当代中国新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动乱时期士人的价值取向

中国历史上大的社会动乱有四次，按习惯的称谓，它们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和“晚清民国”，其时间长者达四五百年，短者也在百年以上。它们共同的表面现象是：内忧外患交加，争战连年不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地方割据，武力统治。这种长期的社会大动乱都有着共同的深层原因，即新科学技术的出现，并开始转化为生产力，随之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知识精英辈出，思想活跃，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谋求对社会现实做出新的认识和理论上的指导。实质上，这都是社会转型时期为下一个升平时期的到来做着物质和…     

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崇高伦理道德观──理想与现实文化价值观“错位”的透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其主要特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第一次遇到全面的挑战。在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整合”时期，社会中的个体由原来的“政策管理下的人”，转变为市场经济关系中的独立的“经济人”。“物化人格”的泛滥，使崇高伦理价值观和英雄主义缺乏社会存在基础，使社会文化形成“媚俗”流行趋势，这是导致社会公德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论证分析了市场经济与民族传统优秀伦理观念的冲突，以及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崇高伦理价值观的意义。指出对一个时代社会价值观的走向，一代知识分子不应做壁上观：丧失英雄主义的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本文提出了伦理崇高与现代文化价值观重建的可操作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