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

文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含物质文化、人身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交流即不同人群关于人化产品和人化活动的互换互往。中外文化交流远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直到17、18世纪,我国文化一直处于交流中的主动地位,大为西欧文化精英所崇拜。此后一个时期则处于被动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进入了交流的最好时期.要取得交流的最好效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有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分别。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排除“死守传统,盲目排外”和“鄙弃传统,西化崇洋”这两种病态的主体意识,当前主要注意后者。我们要站在中国人民的本体上,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外国,既吸取又给予,做到中为外用,洋为中用。     

晚清西学东渐与海外汉学研究述论

在跨国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一定时期的文化主潮流向是由强势文化地区流向弱势文化地区。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潮流向是从西方流向中国。但是,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单向流动,在西学东渐大潮下,中国文化也向西方逆向传播。同时,在对待西学和对待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认识。     

从“中法文化年”看我国的文化外交

中法互办文化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有益的成功尝试,也为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中法互办文化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也有利于宣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中法文化年”活动是“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是一个文化外交的示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同时它也暴露出了我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一些差距和不足:我国的文化外交战略还不成熟;对本民族文化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优势定位不明确;对外文化交流缺乏更多的物质内容;缺乏“大文化”的观念。     

从效率、供需关系 探讨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二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前者是用“看得见”的手,即以国家为主体配置社会资源;后者是用“看不见”的手,即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可以在经济体制上互相取长补短;同一经济制度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理论突破,亦即突     

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

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误读现象,并构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交往中实际还存在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恰恰是新文化产生和创造的前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典型者如汉唐间佛教和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文化误读的现象不可消除,其影响也是得失兼备,因此要在平衡不同文化现象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更有利于文化成长与文化交流的途径。     

习得与创新：越南女商贩营销文化研究——以东兴小商品市场为例

越南女商贩是中越边境口岸城市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长期来往于中越边境之间,是联动边境贸易往来的新生力量,对促进中越口岸贸易活力有着重要影响。在东兴口岸小商品市场中,越南女商贩在营销活动中形成的营销文化,是基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从谋求经济利益到文明交流互鉴,跨国、跨文化的流动会导致不同文化下的主体相互"冲突",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在历史的比照中显现他们”——三论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着眼于被称为文化“断裂”的五四时期,来探讨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一个颇难深入的问题。但是,我们把目光伸向“断裂”的深层,象原型批评那样,往后站几千年,拉远与对象的距离,从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隐性传承入手,把鲁迅、郭沫若在本世纪初的出现做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重新认识,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背后,潜藏着至深的文化承传。本文即从确定远古在不同文化圈(以地域为界)内形成的两大文化类型开始,考虑其文化因子的隐性传承——在后代文化人     

台湾报业文化百年历史流变

台湾报业文化随着政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以中国的新文化抗击日本殖民文化的日据时期;依靠报业渠道霸权全面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报禁”时期;全面开放后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多元表现形式时期。在百年的报业文化流变中,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有容乃大：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成因、体现及作用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包容性,不仅是中华文明不同生态文化区域互相依存的客观结果,也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中华儿女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更是近代以来被动或主动与世界对接中体现出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资源多元互补、经济互相支撑、社会流动互嵌、文化交融互鉴、政治统一团结、外交宽厚合作等方面。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要充分发挥和传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即对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包容性为前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通过与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以包容性为原则深化各方面交流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平交流的国际环境。     

论交往理论视野下的中外教育交流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一个需要普遍文化交流且产生了普遍文化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教育交流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外教育交流历史悠久,曲折复杂,影响深远。从未来发展看,交往理论观照下的中外教育交流应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交流,它代表中外教育交流的未来趋势,即在价值取向上,旨在建构人类共享的生活世界;在交流机制上,以理解与主体间性为前提;在交流模式上,推崇“和的模式”。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采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翻译和跨文化交流,可以看出隐藏在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的不平衡状态、翻译理论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和翻译策略中的后殖民性。在翻译中,我们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弘扬民族的文化风格,从而达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人化自然理论

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存在人化自然理论,论说者的简单化理解使其丰富的内涵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回归文本,原生态检视的结果是如下内容：人化自然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意谓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化自然;变自然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之处;人化自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区分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与传统哲学中的自然理论相比,人化自然理论已消除了传统哲学自然理论中的客观性陷阱,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要求落到实处。人化自然秉有多重属性,如主体属性、预设属性、法权属性和文明属性等。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的边界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前者的边界不断扩张,后者的边界逐步退缩,因而形成人化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人化自然的特质之一是作为主体的人发明并利用中介。人化自然的主要成果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但具体性结果层面显现出多种性质,其中包括对人类有害的性质。人化自然的哲学评价标准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     

翻译主体性研究和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翻译主体性研究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模式,重点研究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以人为本,因此可将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翻译主体性研究。通过尝试,我们看到翻译是交际过程,也是认知过程,还是语言文化交流和译入方语言文化建构过程。不同过程有不同的翻译主体。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创作意识、译者的认知意识和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操纵意识、读者的接受意识。对翻译主体和翻译主体意识的研究,汇成翻译主体性研究。     

旅游景点介绍语篇的文化互文性分析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中外景点介绍语篇各自体现出与自身文化对应的互文性特征。景点介绍语篇利用的文化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主体文化互文性和客体文化互文性、群体意识文化互文性和个人意识文化互文性以及回顾过去文化互文性和期待未来（Future Expectation）文化互文性。无论中文或者英文的景点介绍语篇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就是通过对景点的介绍,吸引潜在游客购买相应的旅游服务。     

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影响下的艺术表现形式——兼谈中国文化艺术现代化发展的构建

中西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浪潮：魏晋隋唐时期的“梵学东渐”、明末清初的“中学西传”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从广度和深度上看,明清以后的两次文化艺术上的中西交流影响甚为深远。从两次“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主体方向上来看,前者是主动的吸取（梵学）,而后者则是被动的接受。这主要是当时的国力使然。如何在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背景下构建现代艺术。文章认为,在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时期,面对西方文化艺术上的强大的攻势．中国的艺术必须在坚持民族性传统的前提下,以融合中西为途径。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的边缘化倾向,从而在走出“跟世界接轨”的误区后真正实现艺术上的现代化构建。     

回归以来澳门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历程、经验与建议

文化交流是心灵的交流,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增进感情的纽带作用。回归以来的22年是澳门和内地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回归以来,澳门和内地搭建多种平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可分为初步探索、全面展开、纵深推进三个阶段。经验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文化交流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尊重文化交流规律,不断打造文化交流新平台;根据青少年的文化心理特点,寓教于文,培育澳门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未来应在制度性安排澳门在国际性文化活动中亮相,加强大湾区教育文化资源融合发展,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澳门模式等方面着力。     

明清时期汉文化西渐青海——以儒学传播为例

青海地区原住民早先以羌人为主,羌藏文化为其主体。文在寺院,学必僧人,宗教长期垄断了这一带的文化教育;明清时期移民实边,儒文化主体承载者汉族涌入形成高潮;在朝廷“大一统”政治思想、“用夏变夷”文化政策指导之下,青海地区开始了历史上大规模的建学立校,明以来青海地区始有进士、举人产生,儒学教育下文化精英以个体身份的改变倡导了儒学,接受汉文化意识逐渐深入;汉族与其它各族杂居互化,带动了儒学的传播,汉文化始盛;民族之间交流在更深层面出现涵化,共同推动提升了青海地域文化的多元化。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及其演变

关于中国传统方化的主体,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如李锦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学基本上居于主干地位”。二是传统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体,如赵吉惠“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体”。第三种意见认为传统文化由儒、佛、道三家综合而成,葛荣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佛、道三家构成的综合性文化”代表了这种观点。上述说法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都有借鉴意义,但是从传统文化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又都有片面之嫌,或囿于文化表面形态,或忽视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甚而至于局限在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中难以自拔。其实,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是有其不同的主体特色的。在社会历史中,文化有其独具的发展曲线,这条曲线不仅可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可以作定性的断面分析。作为传统的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当时客观的社会存在,并且在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先存在的后来会消亡,原先没有的后来会出现并加入。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是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决定某个时期文化面貌,影响社会各个文化层面,决定社会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并显示一定特色的主流文化,包括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等方面。本文基于     

比较、误读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

中国文化处于反思传统、身份重建和进行国际定位的时期。应该对作为一种学科的比较文化作出时代的和哲学的阐释,提倡一种多元的、平等的民族文化关系观。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本民族的民族性,也就是与他者的共存与交流、对话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克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正确地认识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以"中和"精神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