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     

论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情理矛盾及成因

汤显祖在其哲学意识中形成特有的情理关系,直接影响着其创作思想,在他的剧作中,既有“情”对“理”的冲突撞击,以情抗理、情在理亡,使其作品魅力尽显;又有“理”对“情”的束缚限制,试图融理于情、遂情存理,但终成玉中之瑕。其矛盾冲突的成因是复杂的,有所处时代的影响,亦有其人生观的导引,更有文人情愫的驱使。     

朱熹的“理”与逻辑

朱熹的“格物致知”分别对应着“理”通的归纳法和“理”通的演绎法,这正体现了认识由归纳而至演绎的完整过程。朱熹的“理”与他的逻辑思想是贯通的。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诗是感目会心的意象生发——叶燮的“理、事、情”一解

叶燮的《原诗》所论诗之特性是以意化物 ,即把作为对象存在的“理、事、情”,由内到外地感于目 ,会于心 ,在默会意象之表的诗意生成中 ,达到对于实存对象的超越 ,使概念化语言不能表达、就事论事不能说明的东西 ,皆能得以意象地加以显现。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颜元思想辨析

在颜元思想研究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主张颜元的宇宙论和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大多数文章认为,颜元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有不同看法.气一元论还是理气统一颜元的宇宙论,是针对程朱“理生气”的理本体论提出的.颜元的根本观点是,“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同上)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许多论者即由此得出,颜元的宇宙论是气一元论的.因而是唯物论.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论汤显祖的二重文学观

汤显祖的文艺思想,如果以1598年他挂冠闲居、创作完《牡丹亭》并岁末名僧达观来访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不符合汤显祖文艺思想的实际情况。他论文学的言论大多数发于归田之后,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文学向外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它以标举“情在理亡”,表现世俗之情和创造“怪怪奇奇”     

领导更要懂“人情”

我国传统观念把“情、理、法”,视之为管理的最高法则。管理的合理合法化有赖于管理的合情即“人性化”。人性化的管理,才是合理合法的管理,以情入理的管理,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因此当领导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智商,还要有较高的情商。情商,即“EQ”,是近几年来出现的、由美国心理学家提出的心理健康新概念。它是测定和描述人的情绪、情感的一种指标。它具体包括情绪的自控性、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挫折的承受力、自我了解的程度以及对他人的理解与宽容等。情商不高的人可以当领导者,但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情商高的人,意味着能够很好地理…     

说“理”

<正> 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事交往中,经常会听到说:“合理不合理”或“讲理不讲理”,这“理”是一种规范法则,它维护着自然秩序,规范着人生行为;在哲学上它有极丰富的内容,而构成我国哲学中的主要流派——“理学”。宋代理学我们且从二程说起,程伊川曾经有“真元之气”的命题,这“真元之气”不是气,而是“真元”或者“元”。后来在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中,采用了伊川的“真元之气”的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形成了他的《新理学》体系中主要的一环。他说:“今试随便取一物,用思将其所有之性,一一分析,又试用思想其所有之性,一一抽去。其所余不能抽去者,即其绝对底料。例如自一     

文学中的“情悖于理”

一我们平时议论文学作品,常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合情合理”。情与理一致,看来是文学的常规。然而,文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只合情,不合理,情与理不一致,也就是“情悖于理”。     

“理辞”与“苗例”

苗族理辞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及其周边苗族地区民间理老判断纠纷时所依据的律例,是苗族古代社会法典和判例的集成;而苗例则是以当地苗族民间的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系统。苗例是以议榔立法、理老司法和鼓社执法为核心的苗族习惯法体系。议榔所立之法经过历代的完善和固化而被诗化,即成为理辞,理老对案件的裁判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辞为准绳,理辞具有法律文本或者法律条例的功能和性质。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被“闲置”的“活理”——再辨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朱子"理气动静"的问题多受争论。实际上,朱子的本义是"动静"不适合也不足以范畴"理","理"超越动静;同时"理"的内涵本身、"动之理"与"静之理"都保证了理是"活理"。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引申"理气动静"而得出"气强理弱"的判断,"活理"亦由此受到局限。贯彻到工夫论上,结果是他对于"气禀"的影响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因此宁愿"闲置"此"活理"的有限作用,由此最终与心学走上了迥然的工夫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