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的一封家书

1937年9月18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及所属部队东渡黄河参加抗日。随行者有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总参谋长左纪权（左权原名，曾用名自林），     

歼敌寇名震晋西南——罗荣桓在临汾的战斗片段

1937年10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 五师主力准备转移到汾河以西的吕梁山脉,留下师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连,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此时,三四四旅巳划归总部直接指挥。     

太行奶娘简

8年抗战,八路军在左权县（原名辽县）,先后驻扎战斗2825天。如果按年算,从1937年11月15日,刘伯承率129师进驻西河头,到1945年8月15日,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离开麻田,前前后后整整8年。如果按天数,一年365天,就是7年零9个月,7年共2555天,加9个月,2825天的数字应该一点也没虚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太行区党委等大大小小150个单位在左权村村寨寨驻扎,这对当时仅有7万人的小小左权县是多么大的影响啊!     

禁忌、耻辱与恢复 ——曹杏花复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作家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塑造的 “瘿袋”曹杏花形象,因其复杂而深刻的意蕴备受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从求存本能与乡村伦理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曹杏花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深化新写实及刘恒创作的研究仍具相当价值与意义。由是观之,《狗日的粮食》描写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曹杏花在不断磨砺求存技能的过程中与乡村伦理之间爆发的全面冲突,其一方面呈现出曹杏花罕见的生命韧性与天才式的能干,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曹杏花之存在对乡村生产组织、乡村宗亲伦理、传统家庭男女关系、人之为人的生存尊严底线等禁忌的成功冲击。在艰难时世,曹杏花的种种逾越行为在求存外衣遮掩下看似无可厚非;但当生存威胁解除后,一度被打破的所有乡村人伦秩序必然重建,曹杏花之死正是所有耻辱回潮之后的必然结果。曹杏花之死鉴照了一个时代的残酷与弱者人生的终极悲哀,《狗日的粮食》也指向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和这个时代对普通人、弱者生命的践踏。     

杀敌英雄常文华

常文华出生于山西榆社县南河底村一贫苦农家。1937年抗战爆发时，常文华积极参加牺盟会组织的抗日活动，并于同年加入了党组织。     

珍藏78年的红军“钱衣裳”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的领导下，在四川苍溪黄猫垭歼敌2个旅（计1．5万余人）．活捉了敌代旅长傅贵梁，缴获了枪支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子弹10多万发、电话机88部、电台7部。这次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六路围剿”，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的一个辉煌战例。     

抗日暴动

我今年91岁高龄，1921年12月出生于陵川县城关镇，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武汉战役、两广战役、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役等，一生立过3次战功。     

魂系太行峥蝾日

1943年夏，我奉命从十八集团军总部调到冀南银行工作（当时银行受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冀行成立于1939年10月15日，是党中央发展根据地经济，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金融机构。它所在的太行区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     

略论近代平汉铁路医疗事业的建立与发展（1908—1937）

摘要：自1908年起,平汉路局自办医疗机构开始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以铁路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服务组织初具规模。在医疗机构建立与发展的同时,路局制定了铁路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和诊疗政策。平汉铁路医疗事业的发展保障了路局员工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其身体健康。它既具有企业办医疗事业的针对性和福利性,又兼具社会性。     

1912—1937年山西农牧业技术引进与本土化研究

1912-1937年,随着国内外经济、科技交流的扩大,影响了山西的农业结构,推动了山西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农业科技改良实践方面,由于国内外经济交流的拓展,选种、育种技术的推广,许多农作物及畜牧品种被引进,对山西近代农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给现代山西农业打下基础,对现代山西农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职业介绍与失业安置

在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执政期间,处于多重困境的中国,失业形势日益恶化。职业介绍所作为经常性的救济机构愈来愈受到重视。它先后由工会、劳工部、社会部与行政院等专门机构负责。南京国民政府还颁布了《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职业介绍法》等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对之进行规范。至此,职业介绍在所属机构、立法等制度层面趋于完善。为摆脱失业困扰,全国各地创办各种公营与私营职业介绍所。这些机构在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帮助失业群体顺利地再就业,缓解了失业压力,进而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的职业介绍也并非尽善尽关,而是利弊兼具。     

与杨尚昆为邻的日子

1971年春，我随受政治迫害的丈夫贾长明从甘肃兰州回到了山西临汾。开始，我们被安排住在地委的一个大杂院，后搬到了向阳路干休所。当时杨尚昆夫妇正好也住在此院，就住在我们隔壁。听到此消息，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早在1937年，我丈夫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杨尚昆是当时北方局的书记，他们很早就相识，没想到几十年过后竟成了邻居。     

抗战时期黄万里与四川水利建设

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个月内,先后有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还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出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点实际工作,到学校教书和谋官均非他的志趣所在。他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担任技正,长期在外从事测量和设计施工。     

公路建设、汽车运输与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河南省为中心的研究

河南省现代公路建设发轫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20世纪30年代公路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国道、省道、县道建设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1927-1937年的公路建设,河南形成了国道、省道和县道相互交叉的公路交通网络.随着河南公路的兴修,汽车运输事业也随之兴起和发展,抗战爆发前夕,河南开辟汽车运营线路22条,运营里程达2800多公里,设置车站110多处,河南省大部分县城和重要市镇开通了汽车运输.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业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使人们的交往更加快捷和出行更为方便;物流方式随着汽车运输业的兴起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业的出现,一些新的行业也随之出现.因此,公路建设与汽车运输成为继铁路之后河南在运输业上发生变革的主要事件,也引起了河南社会的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缓慢的,但在河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邓中夏与长辛店工人讲习所

北京最后一个古镇将要拆迁了,这里仍是北京胡同最多、最密集的街巷。明清时期,这里曾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也是进出北京西大道的门户,俗称九省御路。这里是北京独有的五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俱全的古镇,有丰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这里的五里长街当年商贾云集,1937年前街面的老字号店铺就有上百家,不比当年的前门大街、大栅栏差。     

1895～1937年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特征研究

1895～1937年,随着通商贸易的日渐增多,华北农村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的生产活动也纳入了市场体系之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变得日渐紧密起来。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关系带有自己一些固有的特征,即迟滞性、被动性、不稳定性和农民社会流动的频繁性。     

冯白驹与海南红旗二十三年不倒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琼崖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加上8月份已宣布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主力部队,全国红军游击队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抗日的烽火与《游击队之歌》

1937年年底,正值北国天寒地冻的时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随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来到山西为抗日部队进行演出。在首场演出前,贺绿汀意外地发现前来接待他们的参谋处长正是当年广州暴动的大胡子营长李云鹏。李云鹏拉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当年在海陆丰你写过暴动歌,今天你是个大音乐家,该写个更好的抗日的歌呢!”贺绿汀一口答应。     

邓小平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组建成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关心和支持博物馆事业,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发展给予指导。     

邓小平与“寻乌事件”

1931年,邓小平来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和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在他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1932年7月至1933年4月）,＂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队）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还很困难＂。在广东军阀不断进攻苏区、斗争环境极端艰苦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领导军民坚持正确的斗争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