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及收益测度

婚姻匹配是择偶双方追求婚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相应调整,映射出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婚姻收益以及收益差距的双重转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婚姻教育匹配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婚姻收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婚姻收益反映出的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和变化。从婚姻收益的角度验证中国婚姻市场中个体搜寻潜在配偶的选择依据,并对过去、当前和未来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经济解释已成为婚姻匹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资料分析中国婚姻市场的受教育现状、教育匹配现状及变化特征,同时通过微观数据构建婚姻匹配数据库,使用CS模型对婚姻收益进行测算,考察各受教育水平人口在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和收益差距,从而解读中国婚姻市场在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层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深,适婚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近10年来已出现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第二,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的...     

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

婚姻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选择和匹配过程。文章基于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对夫妇双方在年龄、城乡户籍、地区户籍、学历、婚次、民族和职业等方面的匹配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印证了婚配过程中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的存在。从时序上看,夫妇双方的年龄日益趋近,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跨地域通婚的增加,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的婚配走向,使婚配更具开放性;但夫妇学历的日趋般配和跨城乡通婚的减少,也显现出婚姻匹配走向封闭的特征。基于社会交换心理所形成的男女双方不同特征属性之间的优劣互补,使婚姻梯度所造成的夫妇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而形成同类婚配、且丈夫的综合条件略高于妻子的总体婚配特征。在大城市中,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往往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婚配压力。     

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北大核心

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系统比较1960年以来基于夫妻户口类型划分的4类城乡婚姻的教育地位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趋势。通过运用rank-rank相关系数和“交换指数”反事实分析等前沿方法,整合分析2003~2018年间各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项全国代表性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所包含的81756对夫妻,发现中国婚姻匹配模式长期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双方均为城镇户口的夫妻的教育地位同质性程度远高于一方或双方为农村户口的夫妻,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婚姻匹配行为是塑造该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跨城乡户口通婚的夫妻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非对称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长期面临双方相对优势无法互补的困境。这些发现反映了城乡社会发展长期失衡对婚姻匹配模式的深远影响,对探讨促进城乡融合与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性别工资差异与工资歧视--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方法

文章采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基于 RIF 回归的分解方法分析性别工资差异，并对各收入分位数上的性别歧视程度进行估量和分解。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特征效应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逐渐提高；系数效应带来的性别歧视对性别收入差距解释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系数效应依然是造成劳动力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在消减性别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减弱，而职业资格、掌握技能耗时、职业性别隔离和签订劳动合同等变量则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研究1949～2000年50年来婚姻教育配对程度变迁和模式的变化,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层"婚配的难度的上升和对角线模式的强化.这暗示着在社会结构激烈变动分化的转型社会,在市场不确定性的压力下,择偶模式发生了同质性回潮.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家庭收入是否影响子女教育水平——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教育是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基于CHNS的数据,本文分别使用OLS、2SLS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OLS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为正且显著,使用工具变量对家庭收入的内生性进行控制后（2SLS）,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依旧为正。分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女儿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儿子的影响程度。将家庭收入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五个等级的细分样本估计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倒U形”。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中国婚姻挤压的现状与未来

一、研究背景近几年，人口学界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研究颇多，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引起学者们对其婚姻后果的广泛关注。顾宝昌、彭希哲（1991）在研究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态势中指出，婚姻排挤（即婚姻挤压）现象和人口老化一样，是伴随生育率下降的新人口问题之一。于学军（1993）则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了中国婚姻市场的现状与未来，论证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加重趋势及人口学成因。李南（1995）更深入一步，直接切入到高出生性别比的婚姻后果研究上，描绘出中国未来几十年间因高出生性别比而…     

婚配结构对夫妻婚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夫妻年龄、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年龄、 学历、 家庭背景三种婚姻匹配模式对我国居民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模式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这种梯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2)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三种婚配模式中,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学历差异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而家庭背景差异仅对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有影响;(3)家庭背景方面,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其生活幸福感会明显提升,但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对城市女性而言,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她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     

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对1975年(含1975年)之后结婚的18~59周岁分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和教育匹配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依然以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为主流形态,主要介于丈夫小妻子1岁到丈夫大妻子4岁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看,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平均婚龄差(绝对值)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找年龄相同或相近的配偶。在初婚夫妇教育匹配上,同质婚和异质婚中的"男高女低"仍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教育匹配的同质婚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对等;由于教育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上升、性别平等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两性教育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初婚夫妇教育匹配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则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趋近的配偶,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配偶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获得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都不均衡,一些地区尚存在性别差异,而同质婚的增加和异质婚"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减少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难以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可能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女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人格特质影响因素——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广东、江西、安徽、上海等地部分女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女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不同的分位点上,学历的高低对女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不同.在中低端分位数上,外倾性显著正向影响女大学生就业能力;在绝大部分分位数上,情绪越稳定,就业能力越强;在低端分位数上,随和性越好,就业能力越强;尽责性和经验开放性对女大学生就业能力均呈现正向影响,但在各分位数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男大学生作为对照组,表现出大部分相近、个别相反的实证结果.可见,学历仍是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自我感知就业能力不高的女大学生来说,性格更为外向大胆是其提高就业能力的基础;情感意识的波动性会影响女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感知判断;作为预测学习或培训效果的关键因素,尽责性和经验开放性对女大学生就业能力感知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拆迁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吗?——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

拆迁是城镇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现象,给城镇拆迁居民家庭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在拆迁力度大、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拆迁致富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但在部分地区也存在拆迁居民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一拆而穷并由此引起激烈社会矛盾等现象,给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拆迁行为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应该首先从研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其实际影响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理。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次检验了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拆迁使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了7.4～13.1个百分点。在深入探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机理后发现拆迁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工资性收入或经营净收入而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产生间接且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后发现,拆迁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负向作用,但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却没有影响。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