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近代旧体诗转型与传统的反思——陈三立诗学近代特质及对新诗的导向意义

近代激烈冲突的“新旧”理念,依托于具体的政治、文化和诗歌实践,其间饱含着近代保守派和激进派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忧患。“新旧”分界看似绝然对立,而其实质在源头与方向上具有同一性。围绕旧体诗学如何转型、转型与传统如何融合的问题,同光体诗人陈三立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尝试,其诗学理论对新体诗的建构具有导向意义。     

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和新诗分属于两个体系和两个时代。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属于古典美学范畴,虽然一些杰出的旧体诗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拘守旧格律而拒斥新诗的内在律,因而难以胜任表现现代人复杂内心世界的任务,同时也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旧体诗词与新文学在艺术功能、表现对象上的互补性,使得新文学家有了在新旧文学之间腾椰转换的自由空间.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广泛存在,表明20世纪对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新旧文学交替的世纪.在新文学家旧体诗的评价问题上,我们需要纵横两个坐标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予以现照,才能对其做出公允、恰当的结论.     

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

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早期白话诗的不满、身世背景和早先经验的影响、传统的力量、年龄的增长和贵族情结.研究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早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成就和文化心理,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原现代文学丰富多元的原生形态.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论抗战时期旧体诗歌的复兴

抗战时期 ,旧体诗创作走出了五四以来的低迷状态 ,出现了复兴的态势。其表现是 :残酷的战争为诗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题材与人生体验 ;抗战之初开展了利用旧的文艺形式包括旧诗以鼓舞民心的讨论 ;诗作者队伍不断扩大 ,诗社纷纷成立 ,雅集、唱和活动频繁 ,出版诗集、创办刊物林林总总。总的特点是继承《诗经》以来兴观群怨的优秀传统 ,多角度广视野深刻地反映现实 ,抗战救国主旋律的高扬与内容的丰富性。其内容主要为 :一是描写世乱时艰、山河破碎、日寇暴行、军民伤亡、田园荒芜的惨酷现实 ;二是赞扬和鼓舞抗战军民浴血奋战 ;三是谴责当局指挥无能、消极抗战 ;四是颠沛流离中的写景纪事、悯乱忧时 ;五是反映抗日根据地与大后方的不同生活与情志     

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

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基本属于古典美范畴,即使像杰出的旧体诗人聂绀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缺陷:长于传达理性深度而拙于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内心世界;有诙谐之趣却模糊了悲剧性底色;有古典语言美却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造成其局限的原因之一是,旧体诗必须遵守以语音规则为核心的外在律,因而不能不拒斥以诗情的抑扬变化为基础的内在律。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鲁迅早期新诗解读

鲁迅早期新诗数量很少 ,但是意义和价值独特。由于创作手法和风格多以形象比喻为主 ,意象丰富而不确定 ,加上历史时空带来话语空间的不同和许多隐含的信息 ,增加了解读的难度。本文拟通过具体分析鲁迅新诗的创作意象、创作手法 ,探究其意蕴内涵 ,描述其风格风貌 ,探讨早期新诗在创作中的价值定位及在现时的生命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旧体诗研究述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现代旧体诗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的视角和视野逐渐扩大,现代旧体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人诗作的个体研究,这方面还主要是局限在对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写作的研究;二是在新时期开放状态下,对旧体诗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讨论;三是对旧体诗发展反思研究,包括旧体诗的合法性与现代性的研究.     

论实证思维对新诗语言的影响

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实证思维对新诗语言的影响,并从中寻找造成新诗语言缺乏根本文体独立性的原因,以期对目前关于新诗的争议找到合理的解释。     

论早期新诗中的宗教印痕

宗教对于早期新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增加了诗人想象世界的方式,使得新诗无论在题材还是主题上都有可能向某个更开阔的空间迁移;其二,局部地改变了诗人的抒情方式和言述方式,这更多地体现在句式、语调等新诗的文本形态上。宗教不仅潜在地构成一些诗人的精神资源,而且为新诗诞生初期的主题路向、语言材料以及诗人的诗思方式、表达习惯,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向度。     

新诗之“新”的反思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诗神远游：普希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普希金作为中国文学介绍、评论最多的俄国诗人,在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创作实践,以及诗人的审美经验、精神品格等方面都留下深刻印痕。从左翼作家联盟直接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理论主张,到后期广场诗歌朗诵运动,都潜隐着他的内质精神。在新诗生成层面,他促进着中国本土写作者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对诗歌文本的内部元素,如意象、体式等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百余年间,普希金诗人形象也在“他者”的社会不断被重塑,在文学新秩序的创建中留下多重身影。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

《新诗发展概况》是当代第一部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它是当时政治文化情势的产物。当时各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批判,普遍关注文学史问题,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科研,也集中在文学史的改写、重编上,目的是为新的观念、制度、价值体系合法性的确认提供保证。《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属于这一性质。《新诗发展概况》具有新诗史"草创"的意义,但在诗歌观念和叙述方式上,基本依循当时确立的文学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规则;所体现的进入历史的方式,也基本是以先验性意识形态作为处理材料、评骘对象的前提。作为了解50年代诗歌观念、诗歌史编写、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将《新诗发展概况》、当时的相关资料以及编写者后来的"回顾"文章相参照,对中国新诗史的编撰史研究应该具有参考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对《概况》本身产生的过程进行历史清理和反思,借此提出有关反思历史的视野和资源的、需要我们继续寻找和思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