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数字人民币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机制与路径

数字人民币基于信息共享机制、风险管控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持和保障,推动数字经济主体间协调合作;数字人民币通过加强数字经济宏观调控、强化数字经济金融监管、扩大数字经济消费需求、加快数字经济跨国交流等路径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规范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强化对数字经济调控效果;防控数字人民币金融风险,提升对数字经济监管效能;培育数字人民币使用习惯,增强对数字经济消费支撑作用;增强数字人民币国际竞争力,促进数字经济国际贸易开展。     

论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兼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及历史基础

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学术历史传统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的学术成果,又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的阶段性探索,也是数字化时代的知识生产、创新及体系化。数字政治学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权力运行规律,数字政治经济学是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数字要素和历史因素两个维度研究人类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是政治经济学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数字化和时代化发展的结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不仅能够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知识生产及学术话语权垄断,而且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学术创新及人类文明进步。     

基于数字经济的法定数字货币产生逻辑、功能演进与发展趋势研究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铸币和纸币,货币经历了从具有内在价值到无价值符号的变迁。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法定数字货币实现了从诱致性变迁转向强制性变迁的发展过程。法定数字货币在不计息发行阶段,主要发挥交易媒介的作用;如果推出数字货币利率,它将成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信用创造的作用,并通过背后的数字技术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开放状态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篮子法定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因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国需要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加大法定数字货币应用规模,共同构建区块链联盟链下具有“共信力”的多方平等、去中心化跨境支付体系和国际结算体系。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与网络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数字下乡”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数字要成功下乡,必须应对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现代性困境,如供给效率困境、“数字鸿沟”、小农户衔接困境、数字技术兼容困境等。有效推进“数字下乡”,需朝着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拜登政府的数字合作战略：意图、行动与限度

《数字战略(2020—2024)》标志着美国拉开基于美式价值观的数字合作“大幕”。该战略具有以下三点意图：一是将所谓民主价值观置于国际数字合作的首位,强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二是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市场,增进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效益;三是塑造符合美国数字规则偏好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提升美国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方面的领导力。目前,拜登政府正借助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共建所谓“数字民主俱乐部”、完善私营部门参与的跨国数字合作机制、塑造与“美式模板”相匹配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等三个主要方向推进数字合作行动。然而,拜登政府实施数字合作战略的进展有限,正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制约。美国试图“提升新兴数字市场自力更生能力,构建开放、包容和安全的数字生态体系”的两大目标恐难以实现。     

数字经济、劳动力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限,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成为重塑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2011—2019年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来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J”型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就业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性,能推动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劳动力配置均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基于此,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提高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J”型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性特点,应因地制宜,推动区域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加强与数字经济行业相匹配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满足数字经济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数字金融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效果、挑战与路径

发挥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论文阐释了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构建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助推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而,指出了数字金融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提出了数字金融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积极效果,并发现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协调水平、开放程度、共享水平和产业效益均具有积极影响;然而,数字金融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面临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数字化改造程度低、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和诸多风险的挑战。     

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测算框架与国际比较

近年来数字贸易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也引发出对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更多考虑。各国针对数字贸易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种类繁多的数字贸易壁垒。诸多机构和学者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范围、分类和测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数字贸易壁垒分类而言,根据政策工具种类,可分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根据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可分为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措施与能够影响数字贸易的传统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措施。就数字贸易壁垒测算而言,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等具有代表性,这些指标重点关注数字产品交易、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保护、本地化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偏离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等问题。虽然上述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结果均显示数字贸易壁垒程度与国家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数字贸易壁垒较高,因此要在保护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同时,分类分阶段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加快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协定的步伐,从而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和数字用法差错

结合第二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活动中发现的大量数字差错问题,分析了数字差错的三个特点和数字差错的两大类型,以期引起年鉴界同仁对年鉴数字差错问题的重视。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性、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当前推动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更是实现目标任务的重要手段。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是消除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还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支持不到位、多元主体赋能不足等实践困境。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始终要立足国情农情、遵循乡村发展的科学规律,要从优化数字乡村战略的顶层设计、弥合数字鸿沟、夯实数字乡村人才支撑等方面进行治理。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略

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性数字贸易鸿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深化数字贸易合作与交流的积极性，加剧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文章认为，数字贸易鸿沟成因复杂，会加剧全球贫富差距、阻碍数字贸易治理达成共识以及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在治理上，仍存在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产业基础薄弱、国际经贸秩序与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凸显等困境。因此，面向未来，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既需要借助区域经贸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注入新动力，也要抓住机遇，释放数字贸易潜力，实现突破式发展。     

数字空间正义的理论内涵、缺失表象与弥合路径

数字空间是互联网集团代表的市场资本和掌握数字知识的技术精英共同塑造的新型社会空间,而数字空间正义就是对数字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异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指社会个体能平等公平地分配数字资源以及拥有充分数字权利。数字空间生产中,受市场资本和技术精英的共同支配和影响,数字空间日益沦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空间,技术精英进行监视以及自我约束的规训空间,类型和功能均具明显单向度特征的同质空间,延续并再造新型社会不平等的区隔空间,进行免费劳动的剥削空间以及引导预售的消费空间。长此以往,数字社会日益沦为单向度社会,数字生活沦为单向度生活,人也日益丧失否定、批判和创新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为打造正义的数字空间,实现诗意的数字生活,须坚持数字空间生产的人本性和正义性取向,通过完善契合数字空间运行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数字资本时空运作以及生产复合型数字空间,再造专业型数字文化空间激发数字生活的集体记忆,秉承差异再造原则并保障主体数字权利,确保数字技术开发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等路径予以实现。     

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兼评数字人民币(DCEP)、微信支付、支付宝、信用卡与比特币的异同

货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沟通人际关系、贯通贸易关系、联通国际关系的基本纽带。本文梳理了货币发展的六个主要阶段，对比了各阶段货币的形态、流通时期和社会阶段，归纳了各阶段货币的主要特征、关键痛点和重要创新。货币形态变迁发展，主要基于更便携、更易保管、更具信用的趋势，秉承了“交易成本递减，信用风险递增”的内涵。基于大历史观，分别对标了数字人民币与比特币，数字人民币与纸币、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信用卡，总结了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的内涵。研究发现数字货币和货币数字化是两个不同概念，货币数字化不是创造货币，不会导致货币总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人民币在携带使用“轻量化”、保管存储“更安全”、转账支付“可追溯”、反洗钱终“解难题”、宏观调控“有依据”等五方面的优势，并提出若干意见和展望。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