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但以“单位社会”为主体的格局依然存在.由于“单位社会”与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执政党生存发展和执政的牢固基础,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支柱,在保持其稳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是必要的.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力求在传统体制之外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使之成为我国社会形态的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且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应当在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引导各类社会组织融入社会主流,同群众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协调发展,共同构建健康有序的社会形态格局.要适应社会形态多元化的趋势,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其总的要求是,“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中国模式”的成功与未来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与改革开放的经验,越来越普遍地持肯定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概念正在各国政治人物与学者中流行起来。“中国模式”比“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更能发展本国经济,更吸引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的眼光。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仅来自对外开放,依靠解除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够建立有效克服外部负面冲击的适宜体制与制度安排。“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市场经济转轨,改善政府宏观调控;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行渐进式改革,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实行农村工业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降低发展成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共同富裕路线。“中国模式”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与长期繁荣,经济能否与社会、政治、自然协调发展,如何创新发展模式。     

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探析

政治发展战略是指人们对政治发展问题的总体性政策。作为总体政策，体现在政治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的交互作用的过程。邓小平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正确抉择了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并重的政治发展战略。本文从基本要点上对邓小平的政治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作一探析。一、政治稳定只要现存政治不是极度衰败并完全丧失其合理性，那么，政治稳定在目标单一、节奏迟缓的社会环境下比较容易实现。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稳定观。1．政治稳…     

政府转型与管理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作为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其本身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和体现。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要求,政府创新也是地方政府自主权扩大的结果。地方政府创新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地方政府创新的“问题驱动”和“体制约束”双重特点的分析发现,中国政治发展将会在“改革过程中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和“现有体制自身的约束”这种双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这是一种渐进演化的政治发展模式。     

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政治体制改革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就象改革之初他们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但村民自治获得如此迅速发展,则是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对乡村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所作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过去“政社合一”的集权体制转变为村民自治体制,是农村基层政治的重大变迁,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创新。这种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创新的必然性,出自于新时期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出自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出自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村民自治上…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道路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内源式政治发展应当具备独立的领导核心、制定合理的战略、应对多元的挑战、选择改革的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出了一条内源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总体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宏观主导与微观调适的渐进改革路径推动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并维系秩序的相对稳定。它确立了以政党力量为主导的领导主体,实行了以发展绩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以统筹兼顾为核心的应变策略,选择了以渐进变革为原则的改革路径,实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讨论）——苏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研究

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苏南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的发展模式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当前,“新苏南模式”的第二重循环尚未完成,制度均衡局面的形成还有赖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苏南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更高层次上完善“新苏南模式”：改革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构建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中国自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来，就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人们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陷入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指正。指出“民主政治先导论”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观点，离开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谈民主政治的改革是脱离实际的；“政体改革决定论”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因而陷入误区；“民主模式单一论”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民主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是现代民主政体唯一的、必然的绝对模式，这就忽视了各国民主政体的不同制度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道路；“政经绝对区分论”把政治经济简单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悄悄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了这一事实；“政治改革缓行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难，风险大，应当缓行，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

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秩序的建构依赖于相互合作的集体行动 ,合作以信任为基础 ,以制度为保障。我们要根据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构建起比较完善的信息结构和调适矛盾的缓和机制 ,促进社会结构的整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     

制约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公务员制度是大工业的产物,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表明,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演变过程。制约中国全面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因素主要有：二元体制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中国仍保留着诸多前现代社会的因素;经济秩序制度创新的利益刚性：极“左”的政治思潮和传统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等等。     

略论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特色

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 ,主要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以现代文明作为审视民主政治的标识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用经济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 ,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维范式的转换 ;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中实现政治发展 ,这是目标、原则、途径和特征辩证统一的科学的发展观 ;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以渐进改革作为选择方式 ,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 ,试验性的方案选择和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 ,共同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渐进改革思想的特色。     

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这一命题,将我们党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的机构改革、领导制度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后来进一步提出并得到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等思想和实践的成果,熔于一炉,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理念提升。这是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定位,是中国政治国情认识上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是在制度供给绝对约束状态下开始的,可纳入金融制度创新范畴的改革主要有：“三次制度性的创新分离”等八项内容;“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取向”等七大特征;制度创新的绩效表现为“推动了金融发展、影响了金融制度环境的变化、推动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三个方面。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但有不少举措在定位上值得分析。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方式：“只有改革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措施才属于改革的范畴”;“资金性质要从资金产品化变为商品化”;“由国家垄断信用向国家调控信用制度转变”。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实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而优化配置的基础是金融结构合理化。金融开放的实质是利用两个市场。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关注现代金融发展的特点。     

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

"维稳困境"主要源于"信访悖论",化解"维稳困境"重在打破"信访悖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马拉松"也要求加强政治和社会整合,信访制度不仅是形式上的"来信来访",也在实质上承担"信才访"的功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信访制度事关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信访制度改革可通过规范扩容的方式,在社会管理创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文化归因：“中国经济奇迹”的一种新释义

我国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交叉并存的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社会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和碰撞。文化、制度、科技与产业是相互耦合的，并深层次嵌入于我国改革、创新与转型的整个过程，推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四维”基础上的跨越发展，将直接加快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利于谱写“中国经济奇迹”新的篇章。     

转型期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发展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农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变化,给基层自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给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适应新变化、创新理念制度是转型期加强基层自治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坚持农村社会管理和完善基层自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转型期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解决好"三农"问题

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三农”问题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要坚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注重“城乡一元化”发展的制度建设。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科技文化创新”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科教兴农”与“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