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选本"之中的读者眼光--以《新诗年选》(1919年)为考察对象

新诗作为一种实验的产品,就是要打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成规性认同,呼唤一种新的“阅读程式”。以1922出版的《新诗年选》为个案,可以探究出其编者对读者“阅读程式”的塑造意识是如何渗透到具体诗选的编辑策略当中的。《年选》评语所体现出的,则是另一种阅读的逻辑,即借用“传统”的权威,为新诗提供阅读上的参照。正是在阅读、评价标准的缠绕中,新诗的成立受到了两种冲动的约束:一是对既有的诗歌想象的冲击,在文类规范外追寻表意的可能;一是某种与传统诗艺竞技的抱负,即:它要在白话中同样实现古典诗歌的美学成就,这造成了“新诗”合法性的基本歧义。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历史构成

＂集体意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经验表明：＂集体意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始终与新诗所处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在逐步成为判定新诗重要文化价值层面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也成为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在注重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从历史结缘、整体趋势、风格制约的角度探讨＂集体意识＂在新诗历史中的构成,就成为阐释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万物花开诗心绽放——论21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物性向度

进入21世纪,女性诗歌写作之翼“一再沉降”,紧贴着此岸世界行而下的世事万物与世俗生活,又能向着彼岸世界的理想与梦想抽身而出;既俯首委身于消费时代的物质文化,又君临超度在主体意识渐趋成熟的精神王国;不仅表现出女诗人对物品、物事、物象、物态的高度敏感和兴致,而且表现出她们向着物质与精神同构、鱼与熊掌兼得、玫瑰与诗心共赴的自信与努力,使女性诗歌在抒写女性经验、张扬主体意识、澄明人性本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写作策略和艺术表现力———物性抒写,映现出女性诗歌以其特有的艺术张力呼应并推动着消费文化,显示出一种新的女性诗歌写作场域的拓展和审美向度的可能。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即法国现代派诗歌加剧了新诗自由化和律化的对抗     

论彭燕郊“潜在写作”期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

彭燕郊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诗人,他的创作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从抗战时期一直延伸至今。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诗歌界和学术界对他关注不多,他的诗歌艺术探索,特别是后期诗歌由于疏离政治话语和主流思想而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把彭燕郊“潜在写作”期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纳入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新诗从单一到多元发展的大框架中,论述其诗歌所绽放的思想光辉和独特的艺术品质及其在中国诗坛所占有的历史地位。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朱湘诗歌的外来借鉴与民族融合

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在广泛吸收西方新诗的基础上,扎根于民族传统,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中国新诗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的朱湘诗歌为例,从内容和形式上分析了诗人诗歌中中西合璧的因素,以及诗人对新格律诗的建设、发展和完善做出的突出贡献。     

论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汉语诗歌创作现状

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新疆汉语诗歌创作经历．了新边塞诗歌创作、新生代诗歌创作和多元化诗歌写作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表现了“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精神;第二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大都强调审美,注重对诗歌形式的继承与再发掘;第三个十年的新疆汉语诗歌创作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论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

五四时期是新诗的草创时期 ,是新诗的文体建设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过渡期。白话诗 (新诗 )的文体建设受到了五四政治运动的极大影响 ,破坏性的改革大大胜于建设性的改良 ,导致不拘形式、自然流露的诗风盛行。随着革命风潮的缓和 ,只破不立的诗风转变为既破又立 ,新诗的文体得到初步的建设。由于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带有较多的非诗因素 ,因此五四新诗的两大特点是“散文化”和“平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