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传统法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出发 ,研究探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特征 ,指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与取向乃基于“情理”、本于“义务”、趋归“合谐” ,在传统中国 ,法律的社会角色认定是退居其后的 ,———礼俗在上 ,道德在先。在近代中西法文化冲突与碰撞中 ,梁先生坚决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华 ,在此基础上合理学习西方 ,重建现世中国的法律规则。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困境——基于道德践行的历史考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视野的审视

基于古代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的视角,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古代主宰之天的现代伦理权威丧失,历史震荡冲击了儒家核心伦理的道德权威,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尚未完全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三种原因造成了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伦理权威丧失,使中国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陷入了困境。     

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

自20世纪70年代末托马斯.内格尔和伯纳德.威廉姆斯分别提出道德运气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道德运气似乎构成了对传统道德责任观念的挑战,因为传统的直到康德才得以完全确立的道德责任概念是以控制能力为依据进行责任归属的,而控制能力源于免于运气影响的无条件的自由意志。在传统道德责任概念中,运气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人们将道德实践中道德责任概念与康德式道德责任概念相等同,以至于造成了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不相容的假象。实际上,人类道德生活实践中所遵循的道德判断观念是以康德式"应当蕴含着能够"为核心,同时兼顾可以辨别的运气来进行道德责任归属和评价的。     

论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依法治国是我党的基本纲领,也应是进行道德建设的重要参照系。在德治主义文化传统下形成的道德生活模式与现代法治社会显然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法治社会有自身固有的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道德精神,基于这些精神品质,就要求我们对中国当代道德建设提出新的思路,侧重于在官德重于民德、群体道德先于个体道德、注重道德回报、规范伦理制度等方面下功夫。     

传统道德在当代道德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当代道德文化建设问题离不开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对它的进一步发掘,必将发现其对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传统道德与广告道德的关系

广告道德研究是经济伦理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文章从传统道德文化和现代广告道德建设相互渗透的角度 ,在论证二者之间继承与创新的辨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 ,指出了传统道德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告道德中的作用 ,并详细分析论证了运用传统道德搞好社会主义广告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网络发展的道德思考

网络传播的超地域性加剧了道德冲突;虚拟性加剧了道德情感冷漠;网络利用的不平等性对传统文化构成了威胁;网络隐私权受到挑战;网络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因之,网络道德建设应遵循自律与他律的统一,现代与传统的统一,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统一,技术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与网络同步发展。     

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公司道德治理研究述评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道德具有密切的联系。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道德治理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相关的探究。本文综述了公司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公司道德、公司道德守则、公司道德审计,以及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道德治理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论依赖型道德到自主型道德的转变

网络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人们的道德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传统社会人们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相比较,网络道德呈现出一种更少依赖性、更多自主性的特点与趋势,并为人们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道德主体地位的确立创立了条件。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道德悖论与道德选择

道德悖论是悖论的一个特殊领域,是道德现象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质的自相矛盾。道德悖论是由道德价值实现的特殊性、人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而造成的。可以从道德选择的角度,通过改造德性主义的道德传统,提高道德选择能力,用"道德智慧"消解道德悖论,以推动伦理学理论更趋于科学性。     

无痛道德:现代社会的新道德图景

一定的生产及经济关系必然要求一定的道德及规范。市场经济使中国的传统道德面临极大挑战,传统道德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然而如果我们认真估价当前市场经济的道德图景,却并不全是道德的绝望,一些新的道德行为在被认真地经营着,如慈善捐赠、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文化差异宽容等等,标志着市场经济下全新道德形式的生成。这些新道德形式给人的启示是:规避限制人权的道德命令,尊重人们对道德选择性的要求,给"无痛道德"以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如何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能体现权威的新道德体系?至少要做到三点:承认并正视道德回报;以法的形式使道德变轻松;道德情感的世俗化。     

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道德合理性与国家中立性——对拉莫尔《现代性的教训》一书的反思

在《现代性的教训》一书中,拉莫尔认为自由主义国家要确立起一种对社会进行合理干预的道德底线,必须通过传统（道德）认同与理性反思相结合的方式。但是根据拉莫尔的这种思路,无论他所强调的传统（道德）认同指的是全体一致的认同、还是指的多数同意,都无法摆脱现实逻辑或理论逻辑的困扰。基于传统（道德）认同与理性反思相结合的方式,拉莫尔在书中确认了理性对话和平等尊重这两条底线道德。然而,从这两条底线道德出发,并不能确保拉莫尔所期许的国家中立性,因为,这两条原则既不能确保公民参与对话的必然性、也不能排除＂微观权力＂介入的可能。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道德关怀: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路

道德建设不应局限于拓展和完善道德准则和规范,以破解新领域中不断产生的道德问题。道德要探询其“必然之理”,关怀生命主体,使之内化道德要求,从而实现主体的道德自由,拓展道德生存空间。这就需要挖掘中国传统的伦理资源,实现道德的现代性关怀,尊重人的主体性,并完善伦理制度建设。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

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个人的自我品德培养,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品德。传统的道德教育非常注意认识论与修养论的统一,把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倡导自我修养应以他人为镜子,时时省察自己,约束自己;传统道德要求存心养性,磨炼意志,培植刚强的浩然正气;道德修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中,在行动中进行道德实践。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利于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和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给我们现代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主体困境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面临着道德主体的践行困境:道德主体不想与不愿作为,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知行不一,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道德主体的道德责任与道德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如何走出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在当代践行的困境,从主体层面来讲,最佳途径是加大道德主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实现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践行.     

论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

要深入研究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内在机制 ,就必须将道德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进而研究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基本道德与法律在行为模式上较为接近 ,故基本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非基本道德则一般不可以转化为法律 ,但法律可以对基于非基本道德的高尚行为给予奖励、帮助。     

道德在弱者手中臻于完美——臧克家新诗道德核心命题述论

臧克家对“封建性的乡村”和“悲剧型的农民”怀有近乎偏执的情感。这种情感表面上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实质上根源于诗人灵魂深处终生蛰伏、难以释怀的负罪情结。基于这种负罪情结产生的自赎意识直接引发了他大部分新诗的创作并规定了作品的基本指向：对传统美德的由衷认同,对以道德建设为中枢的民族传统文化时代命运的关切与焦虑。因此,与多数现代作家不同,现代史上的阶级对立并不是臧克家关注的焦点。关注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困境和民族国家的道德重建才是他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新诗的核心命题。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