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白银货币化使得明代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受到削弱,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经济控制力严重弱化,明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专制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1)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2)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3)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4)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南宋三省改革与宰相职权演变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南宋宰相梁克家与陈俊卿关系探析

南宋孝宗朝前后共有宰相十七人,宰相似走马观花般频繁更换.在这众多宰相中,梁克家与陈俊卿任期相对较长且二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主守派,二人既是政治上的盟友,在私交上又互为儿女亲家:梁克家子梁亿娶陈俊卿女,陈俊卿子陈宓娶梁克家女.其中梁克家先后两次任宰相共五年有余,仅次于王淮,任期位居孝宗朝宰相第二位.对两位宰相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益于进一步理解孝宗朝政局的纷繁复杂性.     

货币化红利的负债转化、“伪货币化”与当前通货膨胀走势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已经结束,货币化红利已经开始转化为负债.这意味着同样的总量货币政策,在当前要比以往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接下来我们讨论了这种转化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经济货币化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由于短期心理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危机期间存在“伪货币化”现象,并论证了通货膨胀在危机期间和之后的“V”型反转态势.这些分析意味着,我国2009-2010年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还远没有释放完毕,2011年以后我们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浅析社会交往的货币化

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和交往中的一种媒介物,凝汇着人们的集体意向性和意见约同性,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载体,内涵着对道德约定的自觉履行。货币化促进了经济和道德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了道德的缺失。社会交往的货币化导致了伦理上蜕化的景象,所以亟待寻求货币化交往的祛魅路径。     

南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及其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南宋理学家在文道观上继承了北宋理学家道本文末的理念,但与绝大多数北宋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排斥文的存在不同,南宋理学家又主张文道一体、文以讲道。而且,南宋理学家在文道观的理论层面与文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上存在着复杂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吻合,也有背离甚至是分离。南宋理学家的文学活动往往能够冲破文道观的束缚,显示出文学家的特性。     

南宋遗民词与佛教思想

遗民词人群体形成于宋末元初。由于与僧侣的密切交往,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和深入研究,他们的词作中,蕴含着深刻的悲苦情怀体验和＂四大皆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明显地体现出佛教的思想意蕴。     

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

师承是影响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可以归纳为学术型、政治型、文学型三个系统,它们从政治学术、人格精神、诗歌艺术等层面对南宋中兴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兴诗人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师承,树立了新的诗歌艺术典范,创造了宋诗“中兴”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史的演进。     

《宋登科记考》补正(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本文依据宋代文献,将这些疏漏之处按年代顺序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17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18人,系年舛误者30人,系年不清者8人。其余19人乃特奏名进士补录7人、辨误10人、系年不清2人。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南宋初年的中原移民

金人在灭亡北宋之后,继续挥戈南下,刚刚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继位的宋高宗,无力阻挡金人的凌厉攻势,便以巡幸之名逃往江南,朝中大臣也携妇将雏,竞相南逃。一些抗金义军因势单力薄,无力与金人抗衡,也纷纷向江南撤退。宋朝宗室境况最惨,以至于不少人流落江南州县,艰难度日。南迁人数最多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无人组织,多是一家人单独行动,随遇而安,哪里适合生存,就在哪里卜居,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都有了中原人的足迹,后来都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中原移民为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宋代海上丝路源头新探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艺术高深、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较高的朝代之一.宋朝的综合国家实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有宋一代,朝廷通过加强对外贸的集权管理,使大宋内陆不仅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流通商品的产销基地,更使北宋都城汴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名符其实的源头.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南宋讲武礼的动态考察

"讲武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重要一种,起源于先秦,最初是君王检阅军队训练成果的一项皇家礼仪.进入中古时期,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又与当时风行的"神圣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南宋时期,由于在皇室权力继承上的某些因素,"讲武礼"又发挥着炫耀皇帝权威、昭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功用,逐步增加仪典内涵.当然,随着困扰皇权政治因素的消失,这项礼仪也就失去生存土壤,仅剩的积极军事意义也在国家孱弱的武力现状下消磨殆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