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采邑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春秋采邑制度是分封制度的次生形态。春秋采邑制度的实行,完成了诸侯国地方政权机关的建立,促进了春秋列国都鄙地区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国野关系的深刻变化,推动了春秋后期国家结构向集权制的转变,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     

采邑制的衰败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残存形态

(一) 采邑制在春秋时期是各诸侯国普遍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由于采邑与每一个贵族家族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因而采邑的争夺便成为春秋时代各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这种采邑争夺战成为各个诸侯国内部不得安宁的首要祸根。采邑的争夺一方面在采邑主之间进行,另一方面也在采邑主与公室之间进行。采邑主之间的争夺常常使那些失败者的家族衰落乃至     

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与周边民族的疆土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形成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历史。北部边疆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的区域,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导致双方实际控制疆域范围发生波动,这一过程也促进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经济手段在两周邦国关系构建中的运用及影响

两周时期,经济手段被全面运用于邦国关系的构建进程中,并有效缓和了两周邦交中的局部矛盾,提升了邦交主体的综合实力,对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新型邦交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索贡取贿的无度、邦交风气的腐化等也为两周邦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经济手段在两周邦交中的使用变化不仅客观反映了周王室与诸侯国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还折射出两周社会经济巨变下价值观念的转换。     

中国县制沿革述略

县制.在地方政治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予以高度重视。郡裁州撤,唯县不变:皇冠落地.县官还是父母官;改朝换代.县制未改。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县制的思考。县制由来县,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兼并战争的产物。各诸侯国在兼并战争中,大都吸取了姬周衰败的教训。西周“兼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具五十三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各诸侯国由于以国的形式出现的,诸侯又都是世袭,具有较大独立性,在许多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各自小国的利益。各诸侯国不但未能屏周,反而消弱了成周。鉴于此,各诸侯国不再采取灭一国建一国的方式,而是学习秦国建立直接听命于己的县。“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这是以战争方式建县。县的最大特点是县官直接听命于诸侯王,税收上交国库,即加强了中     

春秋战国时代人才思想论要

公元前770年,随着周平王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周王室统治地位的动摇,使其在经济上日绌,不得不向各诸侯国“求金”,这就在政治上打破了王室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尊卑关系。同时,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也愈演愈烈。经过近三百年激烈的角逐和兼并,许多小国和弱国相继灭亡,而秦、齐、楚、魏、赵、燕、韩七雄并立。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奴隶主残余势力虽然尚存,但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代之而起的新兴地主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社会制度的变革呈现出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     

论周、楚早期的关系

一、概论在西周一代,楚国历史发展的诸方面,无不同它与西周王室的关系密切相关。周、楚关系的基本方面,是周对楚的统治,和楚对周的从属。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两国关系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既有和平的交往,又有战争的对抗;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构成周、楚关系的重要内容。西周时代的周楚关系,根据其发展特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西周王朝建立到成、康二王之际,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周王通过“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形式,确立了周对楚的统治地位,楚国成为周室的诸侯国。但是,楚在周王朝的     

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

中国的五服制圈层结构与各种地方政治实体地理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似可用"直接行政区"和"间接行政区"的概念来指称,历史上的府郡州县等经制区域,都属于直接行政区范畴,而诸侯国、羁縻府州、土司、藩属国等自治区域,则属于间接行政区或统治区范畴,为中央王朝(宗主国)的圈层结构式版图所及。圈层结构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方式,是适应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经历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春秋时期郑国的成文法与"悬书"

郑国在产生第一部成文法的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郑国的成文法是为了维护诸侯国的统治,是为诸侯国排忧解难的;而"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是反对诸侯国统治的,所以"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的倡导发起者邓析子遭到郑国统治者的杀害.春秋时期的郑国出现我国第一部成文法、"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是在郑国经济的繁荣、民众思想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简论“七国之乱”后西汉诸侯国官制演变的特征

西汉诸侯国官制是西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反映了诸侯国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西汉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关系。"七国之乱"后,西汉推行了一系列诸侯国官制改革措施,以限制、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实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     

齐楚文化异同论

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建。先秦齐、楚两国作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不仅所处地域的自然环境不同,而且奉行的治国策略也有差异,因而在文化上就有着相同点和不同点。     

我国古代文官制度探要

<正> “文官”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制》:“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不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职业文官,如春秋时的管仲、百里奚,战国时各诸侯国国王所重用的大批能言善辩之士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政府官员的制度,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日趋成熟。特别是隋唐以后,封建政府录用官员所采取的公开考试、择优授职的科举制,更使之臻于完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略論孔子思想的阶級性

一、孔子代表奴隶主思想的商榷西周的奴隶制社会是由周天子把土地和双隶分赐给宗室亲戚,所谓“受民受疆土”,(大盂鼎)“赐之山川,土田坿庸(仆慵)”(《鲁颂·閟宫》)“分之土田陪敦(陪、仆古音同,敦系庸字之误)。”(《左传》定公四年)这就是各国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诗经》中的婚恋诗与周代邦国交往

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和大夫等贵族的婚姻在制度上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同姓不婚制,二是媵妾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烝"、"报"习俗。这些制度和文化习俗是建立在邦国和族群交往基础之上的,婚姻对一个诸侯国或族群的发展至关重要。《诗经》中许多婚恋诗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了解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诗经》婚恋诗的理解。     

杜尔伯特旗与清驿站

清朝初牟，圣祖康熙在黑龙江设立驿站，建设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瑷珲的驿路，连接起京都到前线的快速通道，这是抗击沙俄侵略，保卫疆土的重大措施之一。杜尔伯特旗在驿站建设和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护了疆土的完整，保证了政令的畅通。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     

秦汉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发展

(一) 秦汉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我国领域内各种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和它们的民族属性,就反映着这种多民族的状态。然而,我国形成为多民族的国家,在一个国家政权统治下存在着多民族,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出现了科学意义的国家,出现了行使某种政治统治权的天子,出现了天子统治下的所谓五服“诸侯”,但是各诸侯国则是单一民族或一个民族分为许多诸侯国,天子的统治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天子除对自己直接统辖区,即所谓“王畿”行使完全的统治权外,与同一民族的诸候国只是臣服、贡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