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之争对汉代史学的影响——以《史记》《汉书》为中心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二者起初仅为今文经和古文经版本的不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并产生了激烈的论争。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经学史上的大事,当然会对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有助于史学家辨伪存真;另一方面,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思想差异也使得史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思想风格。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两汉《左传》学概述

两汉《左传》学,因其所处之特殊的学术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后世的特征,在经学方面,它表现出特重训诂、自觉向政治靠拢及与今文经妥协等特点;在史学方面,两汉史家多自觉从《左传》中汲取营养,为《左传》的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两汉《左传》学概述

两汉左传学,因其所处之特殊的学术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后世的特征:在经学方面,它表现出特重训诂、自觉向政治靠拢及与今文经妥协等特点;在史学方面,两汉史家多自觉从《左传》中汲取营养,为《左传》的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魏晋玄学与儒学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魏晋玄风。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 然而,魏晋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又是发展,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并在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南北朝经学与宋明理学。可以说,玄学是儒学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在典型宗教不占主导位置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学执行了一部分宗教职能,通过道德价值审判与舆论导向发挥着重要社会作用,这是史学得以与经学并列成为显学的基础。主流史学道德价值观本质上与社会统治集团一致,反映了其利益取向和追求,而且不会对其行为产生根本性的控制。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使其成为一种关心社会现实的入世的学问,而积极的入世使其获得强盛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教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儒理的召唤 传统的回归——浅析高明《琵琶记》的男权意识

《琵琶记》是一部具有浓郁男权意味的经典剧作。男权意识体现在女性形象牛小姐、赵五娘和男性形象蔡伯喈身上,它们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追求;二是男性人生价值的定位。剧作如此刻意重提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的男权意识是为了维护和提升元代渐已失落的男性权威和儒理地位。     

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

以史学巨擘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惠泽西方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本文阐释兰克史学的贡献、理清其东传的路径、揭示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回响,以此展现这一重要史学流派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价值与意义。     

论马嵬事变

发生在唐玄宗出亡途中的马嵬事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由于玄宗权威的下降,粮食供应的短缺,引发了禁军的哗变,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得到太子的支持,将禁军的怒火引向宰相杨国忠以保证玄宗的安全。事变造成了玄肃之际权力的更迭,对于肃宗及以后的中枢朝局造成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