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内涵研究

随着小说在明代的兴盛和小说观念的调整,明代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这种新文体,新的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产生.真实的现实世俗世界在观念中被认可,成为有价值的叙事对象;明代文人士大夫认识到小说叙事的虚构性;叙事之真被认为是由文学虚构所营造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通过内视审美而实现,因而,明代文人士大夫认为由文学构造的真实比绘画和现实真实更具真实感;明代文人也认识到了在何种情况下会失去这种真实感以及如何通过一定的文学叙事手段使得小说叙事更为真实.这种新的叙事真实观念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信实观念,它代表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对叙事文体小说的新认识.这一观念的产生也提示着,叙事文学从传统的历史叙事逐渐剥离而走向独立.     

巴金:悲哀的体验者与表现者

托尔斯泰在《论艺术》中指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语所表达的形象来传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种同样的感觉一一这就是艺术活动．”巴金的创作活动与托尔斯泰的论述是相吻合的．巴金是在感受和体验了各种悲哀而难以排适之后才开始创作的，所以，他首先是悲哀的体验者；他又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倾诉人类的悲哀和自己的悲哀，所以他又是悲哀的表现者．听听他自己的表白：“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底心里燃烧着、种永远不能熄灭…     

王蒙小说的现代散文化抒情血脉

王蒙不仅坚持着鲁迅所开拓的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且还继承了鲁迅的现代文化观念，十分讲究风格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郁达夫对自己“感情强烈”、“自叙色彩浓郁”的小说怀有激赏之情，但他终于没有在自己身边停留下来。王蒙也没有在“八千里”、“三十年”中止步，他追求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描绘出不少贴近现实人生的美好图画。写小说“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的废名，他与众不同的小说风格，经过时间的淘洗和过滤，在王蒙身上终于扎下了根并得到独特的发展。如果说废名与王蒙的创作主要是小同中有大异的话，那么沈从文与王蒙的创作便主要是小异中有大同了     

西部小说作家的审美情感与现代意识

本文从审美情感与现代意识两方面论述了两部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两部小说作家的审美情感中渗透着严肃的创作精神,积淀着西部地方文化基因,这使西部小说创作勇于探索,呈现为动态开放、自我调节的特点,也使西部小说家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选材领域和地域风格。西部小说作家与现代意识构成奇特的关系:他们执着地用自己的切身体验与之相为通,这既使他们的创作质朴而深刻,在客观上也符合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奥康纳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

弗兰纳里·奥康纳被公认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她的作品阴郁,诡异,对人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她的创作中大都有浓重的南方意识和天主教意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她的小说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困境。以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为例,小说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不仅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描写上,还反映在个体的体验上;同时,作品还体现了人与人的相处中的折磨与纠缠,“他人就是地狱”;尽管社会本身是有着多元色彩的,人却只能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体验存在的困境,人只能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反英雄义无反顾地追逐着自己的自由,尽管这样的追逐很荒谬;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宗教的态度或神父角色的描写,小说拷问了现实宗教的意义。     

《幸存者回忆录》中的意识重构主题简

《幸存者回忆录》是多丽丝·莱辛探讨“内心空间”的一部重要小说。在这部超现实主义小说中，意识重构是一个重要主题。主人公通过穿越现实疆界这种奇妙的体验，揭示了自我意识的演变过程，并最终认识到无意识对人格整合的重要性。     

张爱玲小说中“灰姑娘”式现代市民想象的解构

张爱玲很多小说中都隐藏着以“灰姑娘”为母题的现代市民想象。这里的“灰姑娘”不仅代指平民少女获得白马王子的爱情梦想，还指普通市民的恋爱梦想、金钱梦想、神圣价值等一切具有现代市民白日梦特质的传奇式幻想。张爱玲通过对这种灰姑娘想象的解构，从更为深刻也更具超越性的层面上揭示了现代市民价值观。这些想象的幻灭，正缘于现代市民价值观的清醒认识。张爱玲对现代市民白日梦的解构，预示着现代市民小说进入了更为清醒、更为现实的成熟阶段。将现代市民“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赋予了更为深沉的道德涵义，张扬了日常现代性的可能性，为我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提供了新的范本。     

简论《汤姆·琼斯》的讽刺与幽默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Bellow）说过：“我倾向于把虚构的小说看成是向周围社会作调查的一种工具。”又说：“每部小说其实都是一部更高水平的自传。”［2］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正是作者对18世纪英国社会作深入调查和体验的结果，小说中塑造的保安官奥尔华绥的形象则是作为道德家的菲尔丁的影子，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切肤的体验，他怀着一颗深沉的忧戚之心，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讽刺艺术手法建构了这一部杰出的写实主义讽刺小说。作家在小说中说道：“我自己的作品寿命再短促，它也很可能比其体弱多…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诗小说”：一种理解残雪的方式

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寻找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的可行性途径。残雪把自己的小说定位为“诗小说”,可以从她的创作历程及其小说的艺术特质中找到依据。在残雪的小说中,“诗”与“小说”的结合既表现在内容层面,也表现在风格层面,“诗小说”是残雪创作独特性的真实内核,也是其文学世界最生动的呈现。残雪的“诗小说”与其文学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她处理真实的方式是荒诞化和呈现现实的不确定性,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基本观念相契合。这也是其“诗小说”观念的内核。     

死亡情结--小说的美神

死亡情结作为西方小说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情结不仅在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小说的创作 与欣赏也具有重大意义。它在不同的层次上联结小说与现实,小说与历史,展现了小说的现实之美,超越之美与 和谐之美。同时,它也将小说的形式之美和思想之美注入了小说的创作与欣赏过程。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逆时针 时序叙事及其文化透视 ——以《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小说对现实人生的悲剧体验

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是苍凉、黑暗的,在那里,现实利益完全把握了两性关系和亲情,人与人之间没有爱,人们笼罩在生存的寂寞和惶惑之中。这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深刻的悲剧体验,浸润着作家对整个文明和人生的彻悟之感。尽管远离时代主潮,也欠缺理想的光彩和斩钉截铁的力度,但却是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也是张爱玲作品的现代性和独特魅力所在。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始原性创伤的肆意涂抹——评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作家自身的始原性创伤体验非常突出,张爱玲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重现于字里行间。这种创伤性体验不仅成为其创作的根本冲动,并且对作品产生了倾向性的根本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固恋童年,拒绝现实;二是专注于男女之情的描述,表现爱的始原性创伤。     

文化视角的艺术观照——《“文化小说”选》前言

“文化小说”的兴起是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它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曾涌起一股“文化寻根”的浪潮。由于这种“寻根”着眼于“文化”,许多作家不独揭橥自己的此种主张,而且写出了大批相应的小说,有人就称之为“文化寻根小说”。但这种小说仅属“文化小说”之一类,并非“文化小说”的全部。“文化小说”这个概念的外延比“文化寻根”为宽,它包括一切着眼于文化视角去观照生活的小说作品。阿城曾把他的小说《棋王》等作品称作“半文化小说”。而较早给这类作品命名为“文化小说”的,大概是评论家滕云。     

镜与灯:寓言与写真--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

“灯”对“镜”的取代,寓言叙事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代替,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中外小说均有寓言与写真两个小说传统,“表现说”和“摹仿说”分别可以看作是它们的原型,实际上寓言更为古老和常见;其次,当代原有的“写真”倾向存在的观念陷阱,是当代小说艺术陷于肤浅与虚伪的症结所在,而从寻根和新潮小说开始的寓言写作才挽救了小说艺术;三,从先锋小说之后,小说作为精神之灯的心灵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而作为现实之镜的客观性也出现了碎片化的新趋势。     

90后作家的现代言说——以顾拜妮短篇小说为例

顾拜妮是90后代表作家之一,但她的小说不同于一般的青春文学,从一开始着笔就显示了超越年龄的深刻、虚妄与成熟。她的短篇小说不仅展现了自己的世界,而且用更为深邃的笔调为读者书写了她眼中的世界。顾拜妮的小说不囿于青春叙事,以自己对青春世界的独特体验以及对日常伦理的书写,尽可能地给我们言说自己对于社会与生命的体悟——矛盾与追寻,这正是顾拜妮的特殊之处。这也为90后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数学教学中要注意情感的作用

学习与情感的关系已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因在教学中往往被人们忽视,故旧话重提。所谓情感,是指人对现实对象与现实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体验。这种体验有积极的一面,如喜欢、高兴、快乐、倾慕、热爱;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恐惧、愤怒、悲伤、厌倦、羞怯。学习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学习与情感相互依存并又互相影响着。     

试论三种网络小说新类型

玄幻、穿越和盗墓等网络小说新类型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时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既是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观念革新,也与传统神魔小说有着思维"原型"上的关联,还体现了写手们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这种写作刺激着新世纪文学想象力的再生与发展.同时,这种想象背后所潜藏的对于现实的映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等也是引人深思的,但背对现实是这些类型化小说亟待突破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