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物的流动》看土家族诞生仪式中的礼物馈赠

礼物的流动不是盲目的,而是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仪式性场合中的礼物馈赠占据着礼物馈赠的大部分比例,而诞生仪式就属于仪式性场合的一种.通过对阎云翔先生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对下岬村中礼物流动所体现的人情和互惠关系的理解,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对土家族诞生仪式中的礼物馈赠进行分析,以发现其深层的社会意义和伦理观念.     

盈江县盏达傣族婚姻仪礼的文化内涵

礼物的流动不是盲目的,而是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仪式性场合中的礼物交换占据着礼物馈赠的大部分比例,而婚姻仪式就属于仪式场合的一种。傣族对礼物往来的重要性有极强的意识,礼物馈赠和其他交换在该社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他群与我群之间的人际关系方面,建立起了一套关于礼物的话语的丰富涵义。     

布依族的“伴礼”交换与地方社会关系建构——基于黔中鱼陇寨的田野考察

“伴礼”指同村民众之间互相陪伴送礼的习俗,也指陪伴者所赠送的礼物。当一个家庭面临婚丧大事时,将获赠来自其姻亲家庭所召集的“伴礼”。布依族“伴礼”习俗具有注重粮食意象、礼物份额固定和女性作为实践主体等特征。“伴礼”交换以人作为中介,打破了二元赠受的关系结构,将更多的实践主体纳入交换体系中,使得交换关系和回报义务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样态。“伴礼”交换将村际之间的民众联结为有机团结的整体,建构和维系着错综复杂的“泛亲属”社会关系网络,在理念上形成“人人都是亲戚”的社会结构。既影响着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交流实践,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之内涵的集体认同与世代追求。     

儒家和道家在自我设计中的分野与合流——兼论贾宝玉的自我追求与幻灭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分别占据着社会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一角,相反相成,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天人合一”的文化之核,走过了漫长的历史.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儒家和道家反省历史,认识到建立人间秩序就不能不对自我形象进行设计.事实上也是如此,它们都为自我画了像,然而儒家是一张社会的自我形象,而道家则是一张自然的自我形象,各自神采奕奕,吸引着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也左右着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儒家设计的自我是社会的自我,是官方文化要求的形象.这种社会的自我从“质”和“文”(即“仁”和“礼”)两个方面规定,质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质,文是符合社会规范的文,文与质以有利于社会为旨归.孔子要求文质结合,把自我看成是一个合理的规定,事实上,文与质都是具体的,受时代与历史所局限.强调文、质并重必然使两者相互迁就、制约,一方面质要求文尊重质,让自我能够承受的束缚有一个限度,另一方面文要求质服从文,以符合某种社会的目标,而落实到现实中,文就是“礼”,是社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要求于人的各种规范.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是“质”与“礼”结合的产物,是“仁”——一种被社会净化了的自我(“克己复礼为仁”,“己”实质上是未经“礼”削定的“质”,一经“礼”削定便达到了“仁”的理想     

红楼之石可以攻玉——《红楼梦》馈赠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红楼梦》中有关馈赠的活动涉及亲属、友朋、主仆等各种关系,礼物的流动或传递着情感、或蕴藏着欲望。本文试图从礼送亲朋、礼送尊贵、礼送贫寒等三个层面对《红楼梦》馈赠艺术进行分析,揭示面对不同的馈赠对象,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技巧,以期对当代大学生的为人处世提供有益的借鉴。     

“礼”“法”并举——李觏治国方略再探

治国方略是李觏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社会规范又是治国方略中的核心内容。在李觏的治国方略中 ,“礼”“法”是两个基本范畴 ,而李觏关于“礼”“法”的理论与现代社会综合治理中的软规范和硬规范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论礼乐制度的实践本性

礼的制度设计是靠人的社会活动得以实现的,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礼的实践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作为礼仪制度的承担者,有把外在礼仪制度内化为人的德性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成就德性的社会化过程中,人的原始生命得以扬弃,文化生命得以升华。“学”与“教”是推行、灌输礼的有效机制,礼的形上本源价值与礼的繁文缛节具有不即不离的性质等方面。     

礼物流动的运行逻辑研究简

礼物馈赠是一个有趣且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研究礼物馈赠可以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社会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以礼物馈赠对关系网络构建过程和礼物流动方向为切入点,分析礼物馈赠的文化规则和运行逻辑,试图挖掘这种文化规则背后所蕴含的其它因素,并探索礼物馈赠的理性化转变。     

论荀子社会控制系统的运行机制

社会控制理论是荀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为了使社会控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荀子在构建他以礼和法为主线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社会控制运行机制。这套运行机制，以教化和赏罚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通过“尚贤使能”所构筑起来的社会官僚机构为组织保证；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原则     

“礼坏乐崩”与春秋社会变迁

“礼”不仅是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周代一切政治制度的根基。礼乐文化下的周代社会，各级统治者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进行管理。在这样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各级统治者相对于其上一级统治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最高权力——周代王权。随着王权式擞，“礼”所确立的等级秩序逐渐遭到破坏，春秋社会便在这“礼坏乐崩”的背景下悄然发生变化。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论西南民族共生教育中“礼”之内核

［摘要］“共生教育”是西南民族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它强调了个体生长过程中人在自然/人文关系结构中的共融、和谐，表现在三个维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互渗与共融，合一而不对立；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同一；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的和而不同。“礼”连接了这三个维度的共生关系，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共生教育”中的礼，其基本特征为：植根于西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礼源于俗”）、外显于礼俗社会中的器物（“礼形于器”）、操演于西南民族各种仪式性教育中（“礼融于仪”），并具有公共性特征。     

器以藏礼:汉碑文化意蕴概述——以曲阜汉碑为例

碑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器物。作为书写记录的媒介载体，碑刻不仅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礼乐文明，而且是“器以藏礼”的重要表征。以曲阜汉碑为例，从“器以藏礼”这一礼制造物的视域来探究汉碑作为礼器生成的观念，揭示汉碑作为儒家的象征物——礼器在公共空间里所蕴含的儒家德政、孝悌、忠诚等观念，从而昭示出儒家思想中人生价值追求、伦理观念、生命智慧与美学理想。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老子我说（笔谈）——老子——中国哲学之父

孙以楷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完全源于现实，不应把道玄虚化、神秘化。老子开辟了中国人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李霞认为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建华认为老子的道具有有物与无物两种状态，老子之物亦有道中之物与道外之物两种形态。所谓道物关系表现为道之“有物”状态、有物之道与道中之物、道外之物的关系。徐小跃认为分析和挖掘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其任务就是看这一思想在何种程序上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老子思想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给出了符合人性的解释，而人也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成关系双方各自的价值和性命之情，老子以“返本还原”的回归意识给人类指明了方向。     

论礼仪的失落与重建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然而,近些年,在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知礼、不守礼、不文明的行为,这既有道德的错位与缺位的原因,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失落和礼仪教育缺失的原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华礼仪文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德、法、礼三者结合的社会规范体系、实施德、法、礼并举的教育是重建礼仪文明之举.     

论恭敬与谦让的礼学意蕴

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上）

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坚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从周代社会结构看“礼”的社会功能

“礼”,历来被视为周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凝结(如《周礼》、《仪礼》、《礼记》的存世),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人们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本文试图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对“礼”的功能进行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加深对“礼”的认识和理解。什么叫“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它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所组成的动态社会框架。在这个渗有血缘关系的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